五月四日，星期一，下午两点三十分，克里斯丁·布琳·麦肯齐在密尔沃基的一个饭店里的酒吧区，正喝着鸡汤和健怡可乐。她刚刚分别约见了密尔沃基警察局的一名警探和FBI的一名特工，他们在一起比较了一下各自对四月份发生在肯尼沙郡的菲尔德曼夫妇和制毒团伙被杀案的调查笔记。

    几次这样的碰头会都没起什么作用。市里和联邦的调查目标，看样子，都是想要找出一个指向曼克维茨的关联，而不是去抓住那些杀手，是他们杀害了这对无辜的夫妇，并残忍地弃尸于冰冷的厨房地板上。

    布琳对那个警探和FBI的特工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理会她的判断，只是表示同情地努了努嘴。她有点恼火。

    她闷闷不乐地离开了第二个约见的人，决定赶紧补一顿午餐，然后回家。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布琳·麦肯齐为做调查，跑了2，300英里。她现在开着一辆旧佳美——已经很旧了。那辆在执行任务时浸了水的本田已经坏了，根据保险公司的认定，那不属于私车保险范围，不予理赔。她得从自己的积蓄中掏钱买车，这让她很受伤害，尤其是她现在对她未来的经济状况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格雷厄姆搬出去住了。

    四月十八号之后，他们就他们的现状谈了几次。但格雷厄姆因为埃里克·蒙斯的死情绪一直非常不稳定，他仍然在责备自己——他倒没有责备布琳，一点都没有(他与凯斯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啊)。

    格雷厄姆才搬出去没几天，住进了一个出租屋，车程要二十分钟。她一方面觉得心烦意乱，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松了一口气。内心深处的麻木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处理家庭纠纷是她的专长，因此她知道要断言他们的生活将何去何从，现在还为时过早。

    他还在支付他的那一份账单——实际上，还多交了，保险公司没支付的那部分安娜的医药费，也都是他给的。但他们的生活一直都是建立在两份收入的基础之上的，布琳突然之间对经济状况变得敏感起来。

    她又喝了点就要冷掉的汤。这时她的电话响了。是约伊打来的，她立刻拿起电话。约伊打这个电话只是给她报个到，告诉她几件体育课和科学课上的事，布琳鼓励了他几句，他就挂了，去赶最后一节课。

    那天格雷厄姆针对孩子以及她在抚养孩子上的问题所说的那番话，让她觉得他很可能是准确地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为此她做了些调查(和询问)，发现约伊逃课的事是真的，而且他踩着滑板扒卡车的事也干过好多次了。幸亏是上帝保佑，才没有摔成重伤。早退的事也发生过。比她预料的要多得多。他对她的签名显然也模仿得十分逼真。

    母亲倒是很理性，但态度却十分的坚定。在她的催促和教训下，布琳跟孩子做了几次艰难的谈话。(布琳觉得这一次母女之间的关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为此她感到很高兴。)

    布琳就像是特警队的队员从直升机上突降地面一样突然冲进了儿子的生活。他只被允许去当地的一个花式滑板场去玩玩滑板，还得她也在场才行。而且他还要戴上头盔，不许戴线编的嘻哈帽。

    “妈，行了，别这样。你开玩笑吧？”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要不我还是把你的滑板锁在我房间里。”

    他叹了口气，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他只好同意了。

    她还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她报到，放学后二十分钟之内要回到家里。她还提醒他，警方与当地的电话公司有协议，允许他们追踪手机的位置，甚至在手机没有使用的状态下也能追踪得到。看到孩子听了这话后所作出的反应，她乐了。(她说的是实话，只不过她没有告诉他，她要是用这个系统来对他进行电子监控，那就是非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