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计们，”一个警察生硬地说，“干脆别要这发痒的扣扳机的指头了。”

    “他们现在还不会要，但之后会的。过十个小时，你们会瞄准自己的影子。好了，迪安，你可能会看到里面的反光，会认为那是来复枪的瞄准镜，但很可能就是镜子，例如潜望镜。劫持者在监狱里学会了这些把戏。因此告诉你的人，看到反光不要惊慌。”

    “是，长官。”斯蒂尔威尔慢慢地说，他好像谈任何事情都是这种说话方式。

    波特说：“最后说几句，一般来说，人质劫持罪犯是最容易对付的，他们不像恐怖分子，他们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逃走。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将会认识到人质比任何东西都更像债务，死了的人质只意味着麻烦。但是心理学表明，他们不能理性地思考，他们此时肾上腺素分泌旺盛，恐惧而困惑。

    “我们必须缓和这种局面，让汉迪相信通过理性的行动可以使自己幸免于难。拖延时间对我们有利，我们不设定最后期限，我们要把这段时间延长到我们能忍受的极限，无限地延长、再延长。

    “当人质营救队到达这里，我们就准备一套战术上的解决办法，但是那仍然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只要汉迪还在同我们对话，就不要有任何援救的企图。我们把这种解救人质的方法叫做‘猪胸肉’。”波特冲着斯蒂尔威尔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拖延是这场游戏的名称，它会使劫持者疲倦、厌烦，会拉近他们和人质的关系。”

    “斯德哥尔摩效应。”一个指挥官说。

    “非常正确。”

    “什么意思？”另一个警官问。

    波特冲勒波点了点头，勒波说：“这是应用于人质劫持的心理转换过程，这个术语源自二十年前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银行抢劫案。歹徒逼迫四名员工进入银行的拱顶，后来劫持者一个从前的狱友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他们在一起待了五天，当他们最后放弃时，几个人质疯狂地爱上了劫持者。他们觉得警察才是坏蛋，歹徒和那个狱友对人质也非常同情，不想再伤害他们。”

    “到工作的时间了。”波特宣布，“治安长，你和牵制人员开始吧，我要和劫持者进行最初接触。”

    害羞的迪安·斯蒂尔威尔向指挥官走去。“如果你们能出来，或许我们应该把这些警察往四周移动一点儿。如果是你，你会说什么？”

    “猪胸肉”是唯一的回答，但是说得非常轻，波特相信他是唯一一个听到的人。

    水像大雨一样倾泻，白亮亮的水流从高高的天花板的缝隙间流下来，可能是屋顶上的水池里沉积的雨水。

    它滴落在生锈的铁钩子上、链子上、橡胶运输带上、分解机器上。就在屠宰房的外面，梅勒妮·沙罗尔坐在那里，照看着那些女孩儿。七岁的双胞胎安娜和苏茜，挤靠着她。贝弗莉梳理着她那短短的金发，虽然她已经十四岁了，但她的脸依然像婴儿般圆润，她在喘着粗气。其余的人挤在屠宰房的最里边。十岁的艾米丽·斯托塔德使劲地擦着紧身衣裤上的锈迹，泪水不停地流着。

    梅勒妮瞥了一眼哈斯特朗太太和苏珊·菲利普斯，她们俩蜷缩在一起，用不连贯的手势交谈着。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儿脸色苍白，头发倔强地直立着，充满了愤怒，她的黑眼睛流露出一种反抗战士般的目光。梅勒妮突然意识到，她们的谈话与学生们有关。

    “我担心她们会恐慌，”苏珊对老教师说，“必须让她们在一起。如果有人跑出去，那些笨蛋会伤害她们。”

    八岁的凯莉·斯通用手势大胆地提议：“我们必须逃走，我们比他们人多，一定能脱身。”

    苏珊和哈斯特朗太太不理睬她，小女孩儿灰色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光。

    梅勒妮一直很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