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德说：“开开门。”

    贝莉手中的勺子掉在了地上，她惊呆了，眼里满是泪水。外婆又伸出手来还准备要打，一个结实的粉红手掌把她推到了一边。“不许你再打人。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多拉德太太，但是你不要再这样做。”

    这段故事里有一个“客观的经验”可以让每个人借鉴，她说着有意地看了弗朗西斯一眼，他正在桌下跷着二郎腿。

    玛丽安的清洗队在房子里面又刷又洗，清理了很多东西，又把房子通了通风，帮所有老人洗了澡。玛丽安和他们一起干，而且指挥她们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

    房子里只剩下他和玛丽安两个人了。她坐在厨房里，双手捂着脸；他出去爬上了一棵酸苹果树。

    终于，玛丽安叫他了。她已经把他的衣物收拾到了一个小皮箱里。

    “你得跟我走，”她边说边向车的方向走，“上车，别把脚放在座位上。”

    他们开着派克德离开了，那辆轮椅还在院子里放着。

    一个月以后贝莉去拾蛋的时候又发现了一只，这一回它的脑袋被拧掉了。

    外婆被关进一家私人开的精神疗养院。直到十四年后弗朗西斯·多拉德才接她一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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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德·瓦格特十二岁，维多利亚十三岁，玛格丽特九岁。耐德和维多利亚互相看了一眼，玛格丽特则盯着地板。

    弗朗西斯的房间在仆人们房间的顶上。自从1944年大选惨败以后，瓦格特家就不再雇仆人了。

    弗朗西斯在波特·施罗德小学念书，徒步就可以到，而且离瓦格特家其他的小孩上的主教教会学校很远。

    最初的几天里瓦格特家的孩子们尽可能地不理他，可是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耐德和维多利亚到仆人房间这一层来找他。弗朗西斯听到他们在门外嘀咕了几分钟，然后他的房门的把手动了动。看到房门锁着，他们并没有敲门。

    将近清晨时分他睡着了，却在恐惧中惊醒，接着等待。

    弗朗西斯打开了门。他们没理他而是径直到他的衣橱里翻看。耐德打开小柜子的一个抽屉，两个手指夹出他发现的东西：生日时得到的绣着弗朗西斯名字缩写F.D.的手帕，一个吉他的弦枕，一只装着漂亮的甲壳虫标本的药瓶，一本表面有水痕的《棒球乔在世界联赛上》，还有一张签着“你的同学萨拉·黑尔”的纪念卡。

    “这是什么？”耐德问。

    “弦枕。”

    他在房间里等了好几个小时，脱了裤子躺在床上，攥着床单等着挨绞。在楼下用晚餐的声音里他等待着，在马车的轧轧声和马蹄声里，在骡子的响鼻声里等待着。贝莉的丈夫来接她了。

    “干什么用的？”

    在马车上她看到了弗朗西斯坐在门廊的拐角。他看着她从车上费力地下来走到他身边。

    “没有。”

    “他们今天把小马带走了。”维多利亚说。她在弗朗西斯的小而窄的床上坐下，耐德坐在她身边，背靠着墙，脚踩着被子。

    外婆翻了个身，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弗朗西斯站着一动不动。他的胳膊因为用力举斧头而颤抖。外婆开始打鼾了。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你说什么？让他再说一遍，耐德。”

    “他说那是他爸爸的东西。”耐德拿起弗朗西斯的一块手帕，在里面擤了鼻涕后又扔回抽屉。

    外婆的身体状况下降了，她开始消瘦了，开始能穿很早以前就搁置起来的衣服，其中有一些很优雅。她的脸形和发型与纸币上印的乔治·华盛顿的画像惊人地相似。

    外婆在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