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是否有判断能力？——无论哪种，已经发生的事情都不会改变，死去的人也不会复生，时间也不能倒流。

    但是，必须选择一种。

    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量刑。

    必须遵守原则。罪型法定主义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根本，规则必须时刻保持明确。为了遵守规则，就必须进行选择，必须选择并加以锤炼。

    而对这种选择是否正确进行细查和判断的是审判这个步骤。

    但是……

    “我们认识。”渡来健也答道。

    “等等，你这不是什么都没说吗？顺便说一句，我和你也算认识吧？”

    “是吗？”

    “不是吗？”

    “因为也有人不是那样的。”渡来说道。

    “不是那样的？”

    “没什么，我以前觉得认得脸又知道名字的话就是认识了，但却被人反驳说‘那样的话常去的便利店店员不是也能算认识吗？’”

    “不能算认识的吗？”

    “不知道，人家说那种是混脸熟的顾客与店员。言外之意是——如果那样就算认识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认识了。”

    “也许吧！所以我才要问你，是怎么个认识法？”

    渡来陷入沉思。

    “比如说，我和你是认识，是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

    “我是顾客？”

    “和顾客又不是一回事。”他并没有委托我，我是他的国选律师。

    “不管怎么样，请你好好地和我说清楚。”渡来露出了为难的神情。

    “你好像有点为难啊。”我说。

    “是挺为难的。”渡来回答道。

    “没什么好为难的，照实说就好了。”

    “照实说了又被说不对，所以才为难。”

    “你没有照实说啊。”

    为难的是我才对。

    不好办，非常不好办。

    有的委托人什么都不说，有的说假话，有的为了能够轻判甚至胡扯瞎说，还有的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说的话，就逼到对方说。只要找到不肯说的原因，然后再排除掉这个原因，基本上都变得肯说了。

    是谎言的话揭穿就行，如不能看穿谎言，那当时你就已经输了。

    遇到冒失的人加以告诫就行，碰到忘记的那就只能让他想起来。

    多数情况下，委托人与律师的利害关系一致。如果说“利害”这种表达方式有语病，那或许可以说是朝着相同的方向。不，是必须朝着相同的方向。

    至少律师是站在委托人这一边的。

    就算是在被告人一点儿也没期望减刑的情况下亦是如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委托人那样的辩解是否正当合理。就算已经认罪、悔过，也不能全盘接受检察方要求的判处。为了量刑正确，必须经过严正而详尽的审议。

    不管怎么样，我是站在被告人的一方的。

    但是，这个男人——很难办。

    问他问题，他会回答，也没有说谎，也已经认罪。

    原本渡来健也就是按自首处理的。他已经招供了罪行，还知道很多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真相，也有物证。他的供述既没有错误，也没有隐瞒，不像在包庇他人，也不像有所伪装。毫无疑问，渡来健也确实是凶手。他没有主张自己无罪，也没有希望减刑，非常的老实。

    但是，让人难以理解。

    比如说，动机。

    渡来健也为什么要杀害鹿岛亚佐美？

    这一点，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官他们估计也无法理解。不过，既然本人都已经承认，也有物证，不管怎么样，他肯定就是凶手。正是因为这是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