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伦斯陪我走进戈达德办公室里间的时候，他已经和保罗·坎米雷堤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围坐在圆桌旁了。那个男人大概五十多岁，快六十了，秃顶，头上只剩下一些灰色的须边，外面一件过时的灰色格子呢套装，里面是在普通大商场里男士专柜就能买到的衬衫和领带，右手带着一个巨大的颇有品位的戒指。我认出了他：吉姆·科尔文，特莱恩的首席运营官。

    这间房子和戈达德的办公室外间大小一样，也是十乘十的结构，尽管现在这里只有张大圆桌和四个人，也已经感觉相当局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去某间会议室开会，去个大点儿、更适合这些高层主管的地方。我对他们说了声“嗨”，紧张地微笑着在戈达德身边的椅子上坐下，并把手里的贝恩文件和弗洛伦斯给我端来的装着咖啡的特莱恩公司杯子放在桌上。我拿出黄色的便笺簿和笔，做好了做笔记的准备。戈达德和坎米雷堤都只穿着衬衫，没穿夹克——也没穿黑色翻领毛衣。戈达德看起来比我上次见他时更显老迈、疲倦。他带着一副黑色眼镜，眼镜链挂在脖子上。桌上摊着几份《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的复印版，其中一份还用彩笔画了黄黄绿绿的标记。

    看我坐下，坎米雷堤皱了皱眉头。“这是谁？”他说，而不是“欢迎加入我们”。

    “还记得卡西迪先生吗？”

    “不。”

    “Maestro项目组会议上的那个？提及军需的那个？”

    “你的新助手，”他的语气里毫无热情，“没错。欢迎来到损管中心，卡西迪。”

    “吉姆，这位是亚当·卡西迪，”戈达德说，“亚当，吉姆·科尔文，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科尔文点点头：“亚当。”

    “我们正在讨论这篇该死的文章，”戈达德说，“以及应付它的对策。”

    “嗯，”我理智地说，“这不过是篇文章罢了。几天以后，它就会烟消云散的，毫无疑问。”

    “屁话！”坎米雷堤厉声打断我，恶狠狠地盯着我，我都担心我会被他的目光变成石头。“这是《华尔街日报》。头版报道。每个人都会看它，董事会成员、金融机构投资者、分析家，所有的人都会看。这会造成该死的连锁灾难。”

    “的确不妙。”我附和道。我提醒自己从此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戈达德大声地呼着气。

    “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过旋，”科尔文说，“我们可不想给同行发送恐慌烟雾信号。”我喜欢“过旋”这个词，吉姆·科尔文显然是个高尔夫迷。

    “我希望现在就把投资商关系部的人找来，还有公司通讯部的人，起草一篇回复，给编辑写封信。”坎米雷堤说。

    “别管日报了，”戈达德说，“我认为我还是跟《纽约时报》做次面对面的专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能向整个行业发表一下我对业内主要问题的看法。他们会理解的。”

    “随便了，”坎米雷堤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反映过激。我们可不想逼得日报再做个跟踪报道，把这摊浑水搅得更浑。”

    “我觉得日报记者肯定和我们公司内部的人谈过话，”我又忘了要闭嘴，“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可能是谁走漏了风声？”

    “我几天前的确收到这个记者的一封语音邮件，但我那时不在国内。”戈达德说，“所以我‘无可奉告’。”

    “那小子可能给我打过电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去查查我的语音信箱——但我肯定我没有给他回电话。”坎米雷堤说。

    “我不敢想像特莱恩的人会故意参与这件事。”戈达德说。

    “我们的某个竞争对手，”坎米雷堤回答，“也许是怀亚特。”

    没人看我。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是不是知道我正是从怀亚特公司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