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在等着赴刑场，而是，我已经被枪毙了——我是这么觉得的——眼下他们需要的只是处理我的尸体，刷净地上的血迹。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法国史中读到过对断头台的描写，其中提到了一个行刑者（也是医生）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实验（我猜不管在哪儿，人们都能找到乐子）：行刑者观察到，在砍下犯人人头后的几秒钟之内，犯人的眼部和嘴唇仍然在颤动和抽搐，直到他闭上眼，这一切才停止。然后行刑者大叫死者的名字，被砍下的头居然猛地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几秒钟之后眼睛又闭上了，接着行刑者又叫死者的名字，死者的眼睛再次睁开，又盯着他。真逗！也就是说在身首异处三十秒之内，脑袋还有反应能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铡刀早已落下，现在他们在叫我的名字。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阿诺德·米查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他的助理，我正要去他那儿，顺便问她我该怎么走。

    我的喉咙干得厉害，想顺道去趟休息室，取一听以前免费而现在要价五十美分的汽水。休息室在这层楼的中部，靠近电梯，所以要经过办公区。在魂不守舍的“旅途”中，我又遇到几个同事，他们见到我就赶紧尴尬地转过身去。

    我仔细看了看布满水汽的玻璃柜里的饮料，决定不要以前常喝的健怡可乐——我现在实在用不着再增加咖啡因了——于是抽出了一听雪碧。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我没往钱罐里搁一美分。过瘾！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看！我砰地一声打开易拉罐，径直向电梯走去。

    我痛恨我的工作，打心底里鄙视它，所以失掉这份工作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没有信托基金，所以当然需要这份工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不是吗？我之所以从曼哈顿搬来这儿工作，主要就是为了帮我老爸支付医疗费用——哦，我老爸，他从来都认为我是个废物。在曼哈顿当酒吧侍者的时候，尽管赚的钱只有这儿的一半，但是我好过多了。我们谈的可是曼哈顿！在这里我住在珍珠街上一套破旧的一居室公寓里，整条街都弥漫着汽车尾气，早上五点卡车隆隆地开过，我屋子里的窗户也随之嘎嘎地响个不停。手头上有钱的话，我每个礼拜还能出去跟朋友们聚一聚。不过通常在每月十五号，我的薪水支票显示出前一周左右就已透支到了支票户头的最高限额。

    我并没有辛勤劳动，我只是得过且过。我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工作——上班晚到早走，但任务可全都完成了。当然我的绩效评分不是很理想——虽然我被评为部门“核心贡献者”，但人家要炒你的时候，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部门里，“核心贡献者”距“最低贡献者”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我走进电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行头——黑色牛仔裤、灰色polo衬衫和网球鞋。咳，真该挂条领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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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