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然后被杀掉。这个人就是杰森·伯恩。”

    法国人说的故事让普里方丹目瞪口呆。他眨眨眼，弯下腰把身子凑到桌前。“杰森·伯恩又是谁？”他问道。

    “是我丈夫，大卫·韦伯。”玛莉回答说。

    “哦，我的天，”法官低声说，“请问，有没有喝的？”

    约翰·圣雅各高声喊道：“罗纳德！”

    “是，老板！”别墅里的警卫答应了一声。他就是一小时前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按住老板肩膀的人。

    “请给我们送点威士忌和白兰地来，酒柜里应该都有。”

    “马上就来，先生。”

    东方橘黄色的太阳突然变得火一般明亮，阳光射透了黎明时分海面上尚未消散的雾气。桌旁的沉默被法国老头那轻柔、带着很重口音的说话声打断了，“这样的待遇我还真不习惯，”他一边说，一边漫无目标地看着阳台栏杆外加勒比海越来越明亮的水面，“每次别人有什么吩咐，我总觉得那事该由我去做。”

    “你再也不用这样了。”玛莉轻声说。她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让·皮埃尔。”

    “我觉得这名字可以接受……”

    “干吗不待在这儿？”

    “您说什么，女士？”

    “考虑一下吧。巴黎对你来说恐怕也安全不了多少，就跟波士顿的街道对咱们的法官一样。”

    她所说的法官正沉浸在自己漫无边际的思绪之中，这时候警卫把几瓶酒、杯子和一桶冰块端到了桌上。没有丝毫犹豫，普里方丹伸手抓过离他最近的一个酒瓶，给自己倒了满满一大杯。“我必须得问一两个问题，”他的语气很坚决，“可以吗？”

    “问吧，”玛莉答道，“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回答，或者愿不愿意回答，但你尽管问好了。”

    “那几声枪响、墙上的喷漆——据我这位‘表哥’说是红油漆，还有他奉命写下的那几个字——”

    “确实是奉命写的，我的朋友。把枪打得砰砰响也是如此。”

    “为什么？”

    “一切都必须和‘胡狼’原先的预期一模一样。枪声是个额外的因素，是为了让别人注意到将要发生的事件。”

    “为什么？”

    “这是我们在抵抗军里学到的一招——虽然我从来不是什么‘让·皮埃尔·方丹’，但我还算尽过一点微薄之力。这个办法被称为‘强调’，是一种确定无疑的声明，表明事情是地下组织干的。附近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

    “干吗要用在这儿？”

    “‘胡狼’的护士死了。不会有人去向他汇报，说他的指令已得到执行。”

    “你这是法国人的逻辑。无法理解。”

    “这是法国人的判断力。无可置疑。”

    “何以见得？”

    “卡洛斯明天中午就到这儿了。”

    “哦，我的老天！”

    别墅里的电话响了。约翰·圣雅各猛地从椅子上蹦起来，却被姐姐挡住了；她把胳膊往他面前一横，站起身从门口急奔进起居室。她拿起了电话。

    “大卫？”

    “是亚历山大，”电话里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说，“天哪，我一直在让这该死的玩意儿自动重拨，都拨了三个钟头了！你们还好吗？”

    “我们都活着呢，不过本来应该已经没命了。”

    “那两个老头！巴黎老人！约翰有没有——”

    “约翰过来了，不过现在他俩站在我们这边！”

    “谁？”

    “那两个老头——”

    “见鬼，你的话一点儿都说不通！”

    “能说得通！我们控制住了这儿的局面。大卫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