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按了。虽然对讲机设为静音，还是能察觉有人按下门铃。不过，或许是我的错觉。这一年来，粗鲁的拜访、失礼的电话及自以为是的善意讯息不断涌入家中，我们变得非常敏感。

    客厅门边的监视荧幕上，肯定映着站在对讲机前的人，八成是记者。

    刚刚从二楼寝室旁的窗户往外窥望，大门前聚集几个扛着摄影机的男人和记者。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随时会下雨，那些人却守在没屋檐的地方，甚至自备雨衣。一年前，媒体穷追不舍带来莫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我一看见人影便会恶心胃痛，如今我习惯许多。胸口虽然有股遭受挤压的紧张感，但厌恶情绪减轻不少。媒体的关注降温也是原因之一吧。案发后，我光是碰触窗帘，楼下众人便会一阵骚动，迅速举起摄影机。现在气氛没那么剑拔弩张，电视台播报员还会跟其他播报员闲聊。原本唯恐遭人抢先一步的记者，像是吱吱喳喳来参观的游客。

    二十三岁时，我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至今执笔超过十多个年头。凭借踏实地描绘活跃于十八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家一生的中篇小说（现下看来也只有“踏实”一个优点），我拿到知名度颇高的文学奖，获得许多与出版业人士合作的机会。不仅如此，我常在电视节目中亮相，跟电视台的人也有些交情，可惜，这些对把我当成猎物的记者及摄影师发挥不了作用。他们与我的认知差距太大，我根本手足无措。跟我合作过的文艺编辑或电视台员工，或多或少都对小说抱持兴趣。然而，追逐案件的记者完全不一样。文艺编辑若是“房车”，专门追逐案件的周刊杂志记者和播报员便是“跑车”。他们只有一个存在目的，就是“比其他人更早抵达终点，炒热观众的情绪”，房车根本不是对手。他们擅长挖掘案件，引发社会大众的好奇心。

    不过，这一年来，我对电视台、报社及周刊杂志记者的刻板印象有些改变，不再像以往那般深恶痛绝。因为我学到一件事，就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同样是“追逐新闻的媒体工作者”，还是有许多差异。听起来理所当然，我却是最近才体会到这一点。举例来说，请求采访的记者中，有些人对“采访失去独生女的双亲”毫无罪恶感，而他们的理由又各自不同。有些人秉持“只要有助于破案，不惜在受害家属伤口撒盐”的信念；有些人嫉恶如仇，以致忽略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有些人根本不在乎案件背后的意义，只是尽职地完成工作；有些人满脑子想抢独家报导，为前程铺路；有些人纯粹是好奇心旺盛。这些人往往无视我哀恸的表情，振振有词道：“山野边先生，您身为作家，又常上电视，相当于公众人物。既然如此，就得有接受采访的觉悟，毕竟民众有知的权利。何况，您的一句话，或许将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他们不是刻意为难我，而是依各自的理念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初次处理这样的工作。对于“强迫陷入悲伤的公众人物发表言论”，他们经验丰富。

    相较之下，我和妻子美树如同刚入行的菜鸟。我们初次体会失去女儿的痛苦，仿佛连皮肤内侧都暴露在外，承受丧失感的煎熬。我们夫妇与媒体对抗，简直像刚学相扑的新力士与身经百战的横纲交手。

    面对媒体压倒性的攻势，我们拼命打起精神应付。

    有一次，一名长期守在家门外的记者忽然拿东西扔窗户。对方虎背熊腰，我们以为他扔的是石头，但感觉不像。不知他扔到第几遍时，我决定打开窗户瞧个究竟。记者拍下我俯身捡拾的动作，我强忍不快，仔细一看，原来是白色的小糕饼，包装纸上印着“菜摘糕饼”的字样，我顿时怒火中烧。我女儿的名字正是“菜摘”，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方居然将印着她名字的食物扔向我家窗户，遇上这种情况谁能保持冷静？于是，我对着窗外破口大骂。

    那记者毫无愧疚之意，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