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竭尽全力，”里甘的话听起来好像反复排练过一样，俨然我昏迷期间他一直守在我床边寸步不离、准备他的演讲似的，“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起初我们不敢肯定有个孩子失踪了。尽管我们在那里错失了宝贵的时间，但我们眼下已采取了弥补措施。塔拉的照片已被送到警署、机场、公路收费站、汽车和火车站——100英里半径范围内的所有这些地方。我们已查阅了类似的绑架案背景资料，看看能否找到某种规律或嫌疑人。”

    “12天，”我重复说。

    “我们追踪了你所有的电话——住宅电话，办公电话，手机……”

    “为什么？”

    “万一有人打电话索取赎金，”他说。

    “有这样的电话吗？”

    “还没有，没有。”

    我的脑袋耷拉到枕头上。12天，我在这张床上已躺了12天，而我的小女儿却被……我不敢想下去。

    里甘搔了搔他的胡子。“你记得那犬早上塔拉穿什么衣服吗？”

    我记得。早晨我已经养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早早起床，踮着脚尖走到塔拉的婴儿床边，俯视着她。婴儿带来的并不都是快乐，这我知道。我知道时不时地会令人头昏意倦地烦躁不已。我知道有些夜晚她的哭叫会像奶酪磨碎机一样折磨着我的神经末梢。虽然我不想赞美有婴儿的生活，但是我喜欢这套新的晨起模式。俯视着塔拉小小的身体使我精神倍增，还不止这样，我估计这种做法是沉醉的一种形式。有些人会沉醉于教堂。而我呢，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么老套——我沉醉于那张婴儿床。

    “一件黑企鹅图案的粉色连体衣，”我说。“莫妮卡在婴儿用品店买的。”

    他草草记下来。“那莫妮卡呢？”

    “她什么？”

    他又埋头看着便笺簿。“她当时的穿着呢？”

    “牛仔裤，”我说着，想起了牛仔裤套上莫妮卡臀部的情景，“和一件红色的外套。”

    里甘又草草记了些东西。

    我说：“有——我是说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我们仍在全方位调查。”

    “我问的不是这个。”

    里甘只是看着我。他的凝视里蕴含着太多的凝重感。我的女儿，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外边，整整12天了。我想到她的眼睛，只有为人父母才能看到的那种温暖的光芒，我说了句蠢话。“她还活着。”

    里甘歪着头，像只听到什么新动静的小狗。

    “不要灰心，”我说。

    “不会的。”他还是那种好奇的神色。“我不过是……你当上父亲了吗，里甘侦探？”

    “两个女儿，”他说。

    “我这话挺蠢的，不过我知道。”这种感觉跟塔拉出生时我知道生活将从此改变的那种感觉一样。“我知道了，”我又说了一遍。

    他没有回答。我意识到刚才的话可笑得很，特别是当这话出自一个嘲笑超感知觉——或者叫超自然，或者叫奇迹——的人的嘴巴时。我知道这种“感觉”仅仅出自一种需要。人如果太想相信一件事，他的大脑就会把眼前所见重新组织。但我紧紧地抓住了它。不论对错，它就像我的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需要从你这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里甘说。“关于你，你的妻子，朋友，财产状况……”

    “以后再说吧。”又是赫勒医生。她走上前来，好像要把我挡在他的视线之外。她的声音很坚决。“他需要休息。”

    “不，就现在，”我对她说着，把O型定位仪抬高一个刻度，以超过她的高度。“我们得找到我的女儿。”

    莫妮卡被埋葬在她父亲庄园里的波特曼家族墓地里。当然，我没有赶上参加她的葬礼。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