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尤其是本人所专攻的古生物学，充斥着似是而非、挂一漏万与敷衍了事。实际上，这门学科至今骨架未全、混沌不堪，它对自身的现状亦是浑然不知，如同一名梦游患者，步履蹒跚地摸索前行。科目的划分粗枝大叶，对先例的盲目依赖和沿袭令人触目惊心，不思进取之风盛行。

    如今，艾萨克·牛顿的这句话令本人颇为感同身受。

    “不曾被发现过的真理，像一片浩瀚的海洋在我的面前展现。”

    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今天，作为一门学科，古生物学明显缺乏底蕴以及进步所需的才气。客气地说，它有待于今后的学者的努力，以期有所突破。然而，以目前的状况而言，这门学科恐怕会永远乏善可陈，停留在中学教科书的水平，而无法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显而易见，问题的症结应归咎于学者们的怠惰。

    如果是普通的生物学，大可采用博物学的方法，对现状进行深入观察，绘制出生物图谱即可。然而，对于古生物学来说，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意识到，这门学科的探究需要有别于探究生物学或者医学时的思维。这是因为，生物学或医学仅仅面对的是现状，而对于古生物学来说，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生物，其生存年代异常久远，与地球这一星球的年代不相上下，而地球自身在其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经过不断变迁而面目全非了。

    承载着所考察的生物的舞台表面历经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早已变成了另外的模样，而人们却仅仅满足于将从土里挖掘出来的一点点骨头化石拼拼凑凑、稍事加工，然后凭借想象绘制复原图，这种作风就是怠惰。这是因为，生物形态本来就是对激变的生存环境进行适应的产物，它一刻不停地进行着穷则思变式的妥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进化。研究者所必须揭示的正是这些演变的成因。这门学科的灵魂即在于此。

    如此看来，生命史理应与地质学和天文学保持同步，逐一吸纳这些外围学科所斩获的最新成果，最终形成一套自身的理论。说得极端些，将古生物学看作是天文学或地球物理学、地质学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这是因为，能够对某一行星上的环境进行最充分描述的，就是在这个星球上长期繁衍的生命。反过来也可以说，对外星生命的观测才是天文学的最为核心的部分。

    与火星一样，地球这一行星具有独特的环境，对于其他天体的生命来说，地球上的环境危机四伏。如果一名学者想要探寻生活在两亿三千万年以前的地球生物的模样，那么，他的这种探寻就无异于想看看火星上的生物长得什么样。这个时候，生物学家就没有道理不与天文学家携手合作了。

    生活在火星沙漠里的生物，它们存活的途径就是不断地使自己的身体适应被称为火星的这一行星上的独特环境。尽管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可远在几十亿年以前，这颗星球上也很有可能存在着海洋、沙滩以及稀薄的氧气。假如有任何生物得以存活至今，这便是它们在演变与消亡的残酷的历史长河中，“委曲求全”地改变自身的结果。同样，两亿三千万年以前的地球表面可能陌生得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与现在的地表相去甚远。当时的地球也许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行星，一切的一切都与今天的地球迥然相异。

    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的生物自然是千奇百怪的了。假如可以将其视为一个谜，那么，解密的钥匙应该就隐藏在当时与现今的地球环境的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深层的原因之中。如果能够准确了解这些差异及其原因，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古生物的形态并不是什么不解之谜，而是独一无二的必然的归宿了。这才是真正的做学问之道。然而，这一问题在古生物学界却从未有人理直气壮地提出过。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故步自封的、低级得令人发指的视而不见。

    地球上的生物通过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