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日。发生杀人案件的第二天。除了有关蛙镜的消息外，整个案件都被报道了出来。福来署期待着能够出现因读了报道而提供线索的目击者，但整整一天，警察专线始终没人打来。

    然而，到了第三天，警署收到一则奇怪的消息。玉地屋——町内另外两家烟铺中的一家——也出现了那种上端画有黄色标记线的五千圆新钞。

    这则消息并非来自烟铺店主，而是在玉地屋隔壁经营鱼摊的男人提供的。砂越和田无两名刑警径直赶到那家烟铺进行调查。

    这家烟铺也位于那条有拱顶的商店街，看店的老妇名为元地敏子，年纪不小，八十一岁，慈眉善目的。她几乎每天都会考虑关了铺子吧、关了铺子吧，一面继续做着烟铺生意。

    听到砂越隔着玻璃橱窗问她有没有画着黄线的五千日元纸钞，敏子一脸恍然大悟地缓缓打开身旁的小收银箱，从一沓崭新的五千日元中抽出一张看了看，然后缓缓地递了过去。

    砂越和田无对视一眼，点了点头。和钵吕屋那张五千日元的纸钞一模一样。这张五千日元的新钞上端，从左至右画着一道宽约五毫米的线。

    “这个……”

    为了引导老妇人，砂越仰起脸看着她。

    但敏子——

    “没错。有的。”直接给出如此言简意赅的回答。

    正在思索该如何解释才好的砂越突然松了一口气。

    “您什么时候注意到这张纸钞的？这张纸钞又是什么时候收进来的呢？”

    田无边问边将纸钞放人证物袋中。

    “好像是……前天吧。”敏子说道。

    “为什么不报警呢？”

    “因为我不知道啊。是隔壁鱼摊老板义男先生说这条街上发生了命案，还发现了画着黄线的纸钞。于是我就在收银箱里找了找，这才发现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我这里也有这种纸钞哦。’吓了一跳的义男先生就联系了警方，打了那通电话。”

    “这张五千日元的纸钞是从客人那里拿到的吗？”

    田无捏着证物袋，仔细端详着纸钞问道。

    “大概是的。”

    “大概？也就是说，您记得不怎么清楚了，是吗？”

    听到砂越的问话，敏子咧开嘴笑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人把这张——”砂越试着问道。

    然而，果不其然，敏子听到一半便困惑地歪着头，说道：“这个嘛……毕竟每天都有很多客人光顾我这个铺子，到底是什么人拿来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啊。”

    再问她何时何日收到这张纸钞的恐怕也是徒劳，她也会理所当然地回答说“记不住”了吧。关于纸钞的事她似乎完全不记得了，仅仅发现自家的收钱箱里有这样一张纸钞而已。

    “是不是前天——也就是十号——的夜里收到这个的呢？”

    砂越又换了种方法向敏子确认，但她还是笑容满面，却一言不发。

    尽管她态度慈祥，待人和蔼，可谈起话来总是不得要领。不是不断重复同样的话，就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陷入长时间的沉默，看来她多少有点老年痴呆了。最终田无问她平时烟铺几点关门，敏子回答说九点左右。

    二位刑警又顺道造访了烟铺旁边的鱼摊，向敏子提及的那位名为义男的先生问话，但听到的仍是同样的回答。最近大家都在传钵吕屋女老板惨遭小偷杀害，杀人现场留下画有黄线的五千圆纸钞。这位义男先生到隔壁烟铺买烟的时候和店主敏子聊起了这件事。不料敏子一下子从身旁的收银箱里找出一张纸钞，笑着说“我这儿也有哦”。所以他才慌慌张张地报了警。义男如此解释道。

    “玉地屋老板有巨额存款吗？”砂越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