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被打伤的？还有，被打伤之后与跑到公园的长椅子上睡觉的那段时间里，我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也是一点记忆也没有？

    我是走路到那个公园的？还是坐车到那里的？那时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车子就停在公园附近，由此看来我或许真的是开车去的。

    只是，我是从哪里开车来的呢？如果确实是遭受暴力的打击，才让我丧失记忆的，那么，我跑到公园的长椅子上睡觉前后，状况应该是一样的，但我连睡醒前一个钟头内发生的事都不复记忆。或者，我被打之后，并没有立即丧失记忆，而是跑去公园睡觉时，因为某种情况，才丧失记忆的？也就是说：遭受暴力攻击虽然是让我丧失记忆的原因，但是我丧失记忆的时间，和被打的时间并不相同。

    会这样吗？或许就是这样吧！除了做此解释外，我实在想不出还可以怎么解释。我觉得那个黄昏的事，现在也要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

    既然如此，或许可以去杉并警察局问一问，看看三月十八日那一天，公园附近是否有车子被吊车拖走，至今还没有人去领取。

    被拖吊了两个月的车子，放在警察局的放置场所一直没有被领回，当然会引起警察局里的人的注意，应该问一下交通课，就会有答案吧！

    打开买来的分区地图看，杉并警察局离阿佐谷车站不远，可以立刻前去确认。但是再想想，其实用不着亲自跑一趟，便在涩谷车站打电话去问。但是杉并警察局的答覆却是：没有那样的纪录。

    涩谷车站内的时钟，已经指向三点了。

    良子今天会像平常一样，六点的时候，在元住吉车站内等我？还是会去我们最近常去的，车站前一家叫做“灯屋”的咖啡馆里等我呢？刚才看到驾驶执照时的惊讶，让我冲动地冲出家门，现在冷静想想，如果就这样按住址去寻找从前的居住处，实在是太冒险了。万一那里有一位“我的妻子”，那么今晚起，我和良子的生活就结束了。不过，我也不可能立刻跑去那里，因为在高圆寺的公园醒来时，我口袋里装着可能是车子钥匙与家里钥匙的钥匙包，被我放在工厂的寄物柜里，此刻并不在我身上。

    要不要先去那个住址附近观察呢？只要在六点的时候回到元住吉，就可以了吧？我独自站在人来人往的涩谷车站内，想着该怎么做。只是，就算站在远处观看，也相当的危险吧？万一被住在那附近的熟人碰到了，那怎么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有什么理由非今天去不可呢？明天、后天再去，也是一样的吧？

    今天还是先去买音响吧！现在还来得及去工厂领取工作奖金，领了奖金后，就可以在六点以前回到元住吉的车站，和良子一起去电器行买音响了。为了领工作奖金，而专程跑回工厂，多少会引人侧目，但我不在乎，反正我并不把那个工厂当成终生工作的场所。

    我没有走出车站，却换乘了前往樱木叮方向的东横线电车。一到工厂，部长看到我时，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的神色，并且询问我的身体状况。不过，当他知道我是专程来领钱的时，便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笑容。我想部长再也不会对我提起升任课长的事了，因为他原本就没有那样的意思。我把地图放进寄物柜，那个钥匙包也在柜子里里。我很犹豫，要不要拿走钥匙包呢？想过之后，我还是把钥匙包留在柜子里。

    良子在“灯屋”等我。我们早就约定好，如果不是在车站内，就是在“灯屋”里等待。

    我们去了电器行，买了音响。刚到手的工作奖金，立刻就几乎全飞了。反正是临时的收入，我并不在乎。店里的人说明天才能送货，但是我的个性可等不到明天，便千拜托万拜托，好不容易对方才答应晚上就送。我们又去了唱片行。本来我是不抱希望的，没想到竟然能在三家相连在一起的唱片行里，找到了《阿拉伯即兴曲一号》的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