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始对斯德哥尔摩大学，大脑研究小组进行采访不久，就遇见了一位头脑十分聪明的杰出人物。他从日本来，名字就叫御手洗洁。他各方面的才能都很突出，仅仅是语言能力这一点，就体现出他的非同一般。他可以自由运用好几种语言，和我用瑞典语讨论文学上的问题，也毫无障碍。

    不久以后，他发现我和说德语的圈子里的人有来往，于是，我们俩的对话，又很自然地变成了德语。当他知道我英语也说得不错以后，我对他的采访，随即又改成了英语。目前各国在大脑研究方面的专业术语，基本上统一为英语，运用英语进行讨论交流，理解上的差异会更少些，因此在脑研究小组中，大家尽量使用英语沟通，这么做，也有利于和美国的研究机构，进行信息交换。

    尽管他在科学研究和语言方面的能力十分突出，但他对斯德哥尔摩市的地理，却并不熟悉。因此，我自然就担负起向导的责任，经常带他去各种好吃而又便宜的餐馆，或者为他介绍环境安静，适合阅读的咖啡厅，还带他去过一些，能淘到许多有用的专业书籍的旧书店。

    以此为交换，我也从他那里，获取了不少与研究进展有关的信息，实际上，如果这个研究小组，没有邀请他来参与的话，我写的连载文章内容，就将贫乏得多了，顶多持续半年就该结束了。当地的学者，大多仅能用瑞典语，介绍自己的专业成果，而我用瑞典语，和他们探讨专业问题的能力又不够。

    我运用了自己积累下的全部生活知识，带他转遍了斯德哥尔摩市内，我所喜欢的餐馆和酒吧。每次随他出行，都能成为我的学习过程，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各种知识。他尤其擅长和我这样的外行人打交道，即使是十分复杂的专业问题，也能解释得通俗而透彻，这实在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采访他的过程中，让我体会最深的是：虽然我仅在大学里，学过一些基础知识，但那么复杂的问题，在他的解说之下，连没上过大学的人，都感觉浅显易懂。我甚至认为，听他的讲解，要比上大学时听课容易得多；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学术以外的事情，也很熟悉，对于向公众公开研究成果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不像其他学者那样，总是喜欢隐瞒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企图垄断科研成果，以谋取私利。

    而比起以上这些方面，我尤其欣赏的是，他拥有学者中普遍欠缺的、那种豪爽大方的性格，简直像个与众不同的喜剧演员。在梅拉伦湖畔，老城的酒吧里，他一杯酒下肚后，跳的踢踏舞技惊四座。

    和他一起度过的每一刻，对我来说，都新鲜而刺激，和他会面，比和瑞典最好的演员会面更会让我高兴。每次他在一起，总让我感觉精神振奋，慢慢地，连我的人生观，也变得和他相同起来。能经常和他见面，怎么说呢——这简直挽救了我。不仅仅是关于大脑研究的知识，他还使我认识到，以前我的人生，是多么平庸而无聊。借用一句他形容我的话说——每天用纸巾，包着别人吃剩的鱼骨头，还当做宝贝似的捧在手里，到处走来走去。照他的意思就是说，做学问的人，世界里到处是这种鱼骨，人们往往被它阻碍了前进的步伐。

    在他脑子里，总是把事情按照重要程度标出顺序，每天都过得充实而不浪费。而他排出的优先顺序，往往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平常人看不上的一些东西，到了他那里，倒成了宝贝。我们当做事业来做的事，或许在他眼里，不过是吃剩的鱼骨头。他经常劝我，要把工作以外的时间，尽量过得充实，把看似打发时间的休闲，当成娱乐，才能把每天都过得高高兴兴。当然，这也许并非他的原话，只是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方式的一种理解。

    我每隔一、两天，就要给他的住处或者研究室打个电话，恳求他抽出空闲时间来陪伴我。看来，他也并不讨厌我，对我的请求，从来没有露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