餮，好像人人没有明天。

    压力、沮丧，加上可能因为天天目击惨剧，我们比其他人更需要欢娱。人生能讲道理吗？一个爱嘲讽世事的芝加哥法医朋友就喜欢说：“什么了不得的，你会死，人人都会死，就算你死的时候还很健康，那又怎样？”

    范德走到他桌后的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他不知为我倒了多少次了，但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

    我前夫也永远不记得。我和东尼生活了六年，但他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吃五分熟的牛排，牛排的颜色不需要像圣诞节的色彩，只要带一点粉红就行。更别提衣服的尺寸了。我穿八号，我的身材几乎穿什么都行，但我受不了任何繁复的花样。而他呢？他老是送我六号的衣服，而且带着花边，还半透明——只适合上床穿。他母亲最喜欢的颜色是春绿，她的尺寸是十四号，一堆花边是她的最爱。她讨厌套头装，喜欢拉链。她对羊毛敏感，懒得穿任何需要干洗、熨烫的衣服，憎恨任何带紫的颜色，视白色和米色为不切实际，绝不穿横条或卷花，但对那种超软皮衣则毫不在意。她相信她的身材与褶子绝对无法配合，但偏好口袋，越多越好。东尼替他母亲买东西时从未出错。

    范德在我们两人的杯子里分别丢下整整一大匙奶精与砂糖。

    他还是照旧不修边幅，又细又疏的灰发活像丛生的野草，宽大的罩袍上抹着一道道验指纹的黑色粉末，胸前染着墨水的口袋里鼓胀出一大蓬圆珠笔和签字笔。他个子很高，四肢瘦长见骨，偏有个不成比例的大肚子，头形活像个灯泡，眼睛则是那种洗得透彻的蓝色，里面永远弥漫着思想。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有天傍晚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下雪了。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色的长围巾，套在耳朵上的则是一顶飞行皮帽，很可能是按邮购目录买的。这是我见过最可笑的一顶冬帽。我想他如果坐在一架一战时的战斗机里，一定如鱼得水。在办公室我们就叫他“飞行的荷兰人”。他老是忙忙碌碌的，楼上楼下奔来奔去，检验室罩袍在腿边挥来荡去。

    “你看报了没？”他一边问，一边向咖啡吹气。

    “全世界谁没看到。”我没好气地回答。

    星期天的头版新闻比星期六晚上的更糟。巨大的横幅标题占据了整个报纸的上半页，每个字母足有一英寸高。边上有对洛丽·彼得森的专题报道，还有一张看起来很像是从毕业纪念册上翻拍的相片。艾比·特恩布尔的手段虽然不是很过分，但也够紧迫逼人了。她试过采访洛丽·彼得森住在费城的家人。据她声称，他们悲痛过度，无法置评。

    “这种报道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范德说。谁不知道呢？“我想知道是什么人漏的口风，好将他们的手指吊起来。”

    “那些警察从没学会沉默之道。”我告诉他，“如果他们学会闭嘴，他们就再也不能抱怨有人走漏了消息。”

    “说不定确实是警察走漏了消息，但不管是谁，这种新闻快把我太太逼疯了。如果我们住在城里，她一定要我们今天就搬走。”

    他走到桌前，上面堆满了打印出来的数据、照片和电话留言，还有个一夸脱的啤酒瓶，以及一块沾有干血的地板瓷砖，两样都放在有“证物”标签的塑料袋里。约十小瓶福尔马林散布四处，每一瓶里都有一段从第二节关节处被剪下来的指尖，上面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对未经指认但被严重烧伤，或已相当腐烂的尸体，用普通办法常常无法采到指纹。在这么一大堆悚厉的证物之中，一瓶凡士林强化保养乳液颇不协调地竖立在那里。

    范德往手上抹了一些乳液，戴上一副白色棉布手套。丙酮、二甲苯和不断的洗手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对皮肤的杀伤力很大。如果他没戴手套就使用了一种显现隐性指纹的化学药剂茚三酮，我一望便知，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