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张红心J的纸牌吧？”我问，满怀希望。

    “没有，但那不让我惊讶。他也许拿走一张红心J，然后把剩下的纸牌丢弃。”

    “全是同一种牌子？”

    “不是，两种不同的品牌。”

    艾比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手掌紧紧叠在大腿上。

    “你们没有找到任何武器，很没道理。”我说。

    “这家伙很狡猾，医生，他很小心。”

    “还不够小心。他留着有关那些谋杀的剪报、保暖套装、手套，而且他在偷汽车牌照时被当场捉到，让我怀疑他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要再次行动。”

    “他已经用过偷来的汽车牌照了，就是他停下车问路的那回，”马里诺指出，“那周末就我们所知，并没有情侣失踪。”

    “那倒是真的，”我沉静思考着，“而他也不是穿着保暖套装。”

    “也许他到最后阶段才会穿上，也许是把那放在他后车箱里的运动袋，我猜测他应该有一个工具箱。”

    “你们有找到运动袋吗？”艾比突然问道。

    “没有，”马里诺说，“没有谋杀工具箱。”

    “嗯，如果能找到运动袋，或是谋杀工具箱，”艾比又说，“那么你们也许会找到他的刀子、枪、夜视镜，和其他所有的东西。”

    “我们会持续进行，一直到找到为止。”

    “他现在在哪里？”我问。

    “我离开时，他就坐在他的厨房里喝咖啡，”马里诺回答，“真是混账加三级地叫人不敢相信，我们在那边把他的房子从头搜到尾，他却连一滴汗也没流下。我们问他保暖套装、手套、成叠的纸牌等等问题时，他说在他律师来之前，不会跟我们说话。然后他拿起他的咖啡喝了一口，点上一根香烟，就好像我们不在场似的。喔，是哦，差点忘了。那个坏蛋抽烟。”

    “什么牌子的？”我问。

    “登喜路，也许是从他书店隔壁那个时髦烟草店买的。他用的也是一个时髦的打火机，很贵的那种。”

    “那无疑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把烟蒂的纸张撕下，才丢在现场，如果那正是他做的话，”我说，“登喜路很醒目。”

    “我知道，”马里诺说，“那种牌子在滤嘴上有一环金色圈圈。”

    “你拿到嫌疑犯的血迹样本了？”

    “喔，没错。”他微笑着，“那是我们的小小王牌，可以把他手上的红心J压倒。如果我们不能把他跟其他案子连在一起，最起码我们可以用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的谋杀案来整治他。DNA会定他的罪，只希望那鬼测验不要拖那么长的时间。”

    马里诺离开后，艾比冷漠地瞪着我。

    “你认为怎样？”我问。

    “全是有充分细节却都无法证实的旁证。”

    “现在是这样。”

    “斯浦勒有钱，”她说，“他可以用钱请到最好的辩护人，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那律师会说他的客户是警方随便抓人交差的牺牲品，因为警察和联邦干员对解决这些谋杀案有太大的压力。最后就变成一堆人一心一意只想找个代罪羔羊，特别是在帕特·哈威做了那样的控诉之后。”

    “艾比……”

    “也许凶手真是来自培力营的人。”

    “你不会真的那样相信吧？”我抗议道。

    她看了看她的手表，“也许联邦警员早已知道是谁，而且已经在处理那个问题了。私底下，那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弗雷德和德博拉失踪后就没有其他情侣发生同样的情况。有人必须负责把漫天疑云移开，让公众舆论得到满足……”

    我往后靠着椅背，把脸朝向天花板，闭上我的眼睛，她继续滔滔不绝。

    “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