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只有那样你才会更浸淫于这些情绪。暴力会滋养培育更多暴力的思想，而暴力的思想则导致更多的暴力。不久之后，暴力和杀戮就变成你日常作息的一部分，你根本不觉得那样有什么不对。我曾遇到几个连续杀人犯很坦白地告诉我，当他们杀人时，他们只是在做一般人想做的事罢了。”

    “沉浸在恶魔思想下的人，终会被恶魔吞噬。”我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我对德博拉·哈威钱包的猜测理论。

    “我想那杀手很可能知道德博拉是谁，”我说，“也许不是那对情侣刚被绑架时，但他在下手杀他们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知道了。”

    “请解释。”韦斯利说，饶有兴致地研究着我。

    “你们有谁看过指纹报告？”

    “是的，我看过。”马里诺回答。

    “你知道，当范德检查德博拉的钱包时，他在她的信用卡上找到不完整痕迹，还有污点，却没有在她的驾驶执照上找到任何东西。”

    “怎样呢？”马里诺看来很困惑。

    “她钱包里的东西保存状况良好，因为尼龙制的包是防水的。她的信用卡和驾驶执照放在里面的塑料套，也就是用拉链拉起的夹层，因此防护得更好，没有遭尸体腐烂的污水沾染。如果范德什么都没有找到的话，我没话说。但奇怪的是，他在信用卡上找到了些什么，却没有在驾驶执照上找到任何东西，而我们知道德博拉在7-11买啤酒时，店员曾要求她出示驾照，所以当时她拿过那张证件，店员埃伦·卓丹也碰过。我想要说的是，那凶手是不是也触摸过德博拉的驾驶执照，然后在事后擦干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马里诺问。

    “也许当他跟那对情侣在车子里，并且拿出枪来胁迫他们时，德博拉曾经告诉他她的身份。”我回答。

    “很有趣。”韦斯利说。

    “德博拉也许是个非常谦虚的女孩，但她肯定知道自己家庭的影响力，知道她母亲的权势，”我继续说，“她也许那样告诉凶手，希望他会改变主意，因为伤害他们会得到重惩。这也许震慑到凶手，进而可能要求她提出文件证明，那时他也许就拿到她的钱包，看到她驾驶执照上的名字。”

    “然后那钱包是怎么跑到树林里去的呢，而为什么他把红心J留在里面？”马里诺问。

    “也许为了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说，“他知道吉普车很快会被人发现，而如果他了解德博拉的身份，当然也会知道全国几乎会有一半以上的警力全力搜索他。也许他决定不让红心J太早出现会是比较安全的做法，所以他把它留在尸体旁，而不是吉普车里。他也把纸牌放进钱包，再把钱包放到德博拉尸体底下。他确定纸牌会被人发现，但大概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他稍微改变了游戏规则，但仍然是赢家。”

    “推论得不坏。你认为怎样？”马里诺看着韦斯利。

    “我认为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但我不会讶异德博拉真的完全像凯说的那样做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德博拉说了什么或威胁了什么，都让凶手觉得放走她和弗雷德太危险，因为他们也许有办法指证他。所以他继续执行其原计划，但发生了他没有料想到的失控事件，那可能让他很慌张。是的，”他对着我说，“这也许是使他改变仪式的原因，而在德博拉的钱包里留下纸牌也许是他对她和她身份的一种藐视侮辱的方法。”

    “一种‘去你的’的意思。”马里诺说。

    “也许。”韦斯利回答。

    斯蒂芬·斯浦勒在隔周的星期五被逮捕，两个联邦调查局警员和一个地方警探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监视跟踪他，来到新港纽兹机场的长期停车区。

    马里诺的电话在天亮之前吵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