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的揣想中，帕特·哈威是这案件里的利害关系人，她的愤慨不被当成是正义的呼声，而她在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上的行为可以作为这个揣想的印证。在跟司法部的争战中，哈威太太自己开拓挖掘出的敏感资料已经使那些联邦警员受到牵累和困扰，因为她对有欺诈嫌疑的慈善团体，如ACtMAD所做的对抗努力，使她和联邦人员的不和争执达到顶点。

    这锅毒汤的最后一道材料是我。我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要求而拖延压抑案件的任何资料，直到面临法院传票的威胁，才将报告揭露给受害者家属。我拒绝跟媒体接触，虽然依法我对联邦调查局没有配合的义务，但柯利弗德·林暗示说我的职业行为可能受到私人生活的影响。“根据一个接近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的消息来源说，”那篇报导提到，“斯卡佩塔医生在过去两年跟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别警员有亲密恋情，时常造访匡提科，跟学院里的人有良好关系，包括彭顿·韦斯利，他也是这些案件的负责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下结论说我和韦斯利有恋情。

    对我廉洁和道德上的另一个诬陷是怀疑我法医的专业能力。在过去备受争论的10个案件里，我无法判定任何一件的死因，除了其中一桩。可是当我发现德博拉·哈威骨头上有刀痕时，我非常担心那是我自己不小心用手术刀划出来的。林如此写着，我“在下雪的气候下，带着哈威和柴尼的遗骸开车前往华盛顿，寻求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专家的帮助。”

    像帕特·哈威一样，我曾“请教一个女巫”。我控诉调查人员移动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在现场的遗骸，然后自己又回到树林去搜寻弹壳，因为我不信任警方会找到它。我还自己向证人问问题，包括在7-11工作的职员，那是弗雷德和德博拉最后被看到还活着的地方。我抽烟、喝酒、有枪枝执照，秘密携带点三八手枪，曾有几次“几乎被杀”、离婚、“来自迈阿密”。那最后的描述似乎昭示着以上所说不言自明。

    在柯利弗德·林的报导中，我被描绘成一个目中无人，摇晃着枪枝的疯女人，当事关刑事医学时，根本没有一点概念。

    当我高速行驶在因下雨而湿滑的街道上时，我想到艾比。难道这就是她昨晚说的错误？是她把这些消息喂给她同事柯利弗德·林的吗？

    “那说不通。”稍后马里诺和我在我的厨房喝咖啡时他说：“不是我对她的观感改变了。我还是认为她是那种会为了报导而出卖她祖母的人。但是她不是在写这本巨著吗？把消息分享给同业竞争者，没什么道理，特别是她对邮报那么感冒。”

    “有些资料一定得来自于她。”我实在不愿意承认，“比如说，有关7-11职员的部分。艾比和我那天晚上在一起，而她知道马克的事。”

    “怎么知道的？”马里诺好奇地看着我。

    “我告诉她的。”

    他只是猛摇着头。

    我喝了口咖啡，瞪着外头的雨。打我从杂货店回到家来，艾比就已经打了两次电话给我。我站在机器旁听着她紧绷的声音。我还没有准备好跟她说话，我害怕我会冲口说出不该说的话。

    “马克会怎样看？”马里诺问。

    “幸运的是，报纸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我心中另有一波焦虑。典型的联邦调查局警员，特别是那些花了长时间从事秘密活动的人，马克对他私生活相当保密，简直到了一种多疑恐慌的地步，我真的担心这篇报导里对我们关系的引述暗喻会使他非常烦恼。我必须打电话给他，但也许不应该打。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猜，有些消息来自摩瑞。”我继续想，不觉说了出来。

    马里诺沉默着。

    “维西也说了什么，或至少史密森的谁说了什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