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生起炉火，坐在壁炉前喝蔬菜汤。屋外雨雪交加，草地凝了一层白霜，山杜鹃的叶子卷得紧紧的，月光映着冬季光秃的树木枝干。我关了灯，拉上落地玻璃窗前的帘幕。

    这一天耗尽了我的气力，就像有某股贪婪的黑暗力量把我灵魂中的光亮都吸得一千二净。我感觉到一个名叫海伦的狱警那双具有侵略性的手，闻到那些曾经关着满心仇恨、毫无悔意之人的小房间里的臭味。我记得我在新奥尔良一家酒吧里拿起幻灯片对着光看，那时美国法医学科学院年会正在该市召开。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凶杀案当时仍未侦破，那些在四旬斋前狂欢节作乐的人掀起一波波嘈杂，同时讨论着她的遭遇，这一切让人有种莫名的可怖之感。

    一般认为她是在自家的客厅里遭到殴打与凌虐，然后被刺死。但最令人震惊的还是华德尔在她死后的行为——他那种不同寻常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她死后，他脱下她的衣服。就算他强暴过她，也找不出任何迹象。他似乎更喜欢去咬，并一再用刀戳刺她身上肉比较多的部位。当罗比尼的同事去她家看她的时候，发现她血肉模糊的尸体靠在电视机旁，头低垂着，双臂在身体两侧，腿向前伸直，衣服则堆在一旁。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血淋淋的如真人大小的洋娃娃，在一场恶魔的游戏之后被放回原位。

    一位精神科医生在法庭上作证说，华德尔谋杀她之后感到万分悔恨，可能坐在那里对着她的尸体讲了好几个小时的话。检方一位刑事鉴定心理学家的说法则正好相反，认为华德尔知道罗比尼是电视名人，把她的尸体靠在电视机上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他又一次在电视上看着她并产生幻想，重新把她放回那个让两人碰在一起的媒介里。这样的分析当然表明了他是早有预谋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无休无止的分析只是让细节和转折变得更加复杂。

    将那名二十七岁女主播的尸体那样丑恶地陈列着，就相当于华德尔的特殊签名。现在，十年之后，一个小男孩死了，而且某人——在华德尔被处决的前一天晚上——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下了同样的签名。

    我煮好咖啡，倒进保温瓶里拿进书房，坐在书桌旁打开电脑，接连上办公室里的那一台。我还没看到玛格丽特替我打印出来的检索结果，不过我想星期五快下班时，这份报告就已塞在我电子信箱那厚重得令人沮丧的文件资料里了，但文件本身一定还存在硬盘里。我进入UNIX系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接着看到闪动的“信件”提示。这表明有邮件，是我的电脑分析师玛格丽特寄来的。

    邮件里写着：“去看‘血肉’文件。”

    “真是太糟糕了。”我嘀咕着，仿佛玛格丽特可以听见似的。

    我进入主目录，玛格丽特一向都把资料以及我要的文件备份放在那里，我打开她命名为“血肉”的那个文件。

    文件相当大，因为玛格丽特将她选取的各种死因的文件，与从创伤记录中心找到的信息合在一起。不出所料，大部分电脑挑出来的案件都是意外，死者在车祸中或操作机器时失去了手脚或身体组织。有四件是尸体上有咬痕的杀人案，其中两名受害者被刺死，另两名被勒毙。受害者中有一名成年男性，两名成年女性，还有一个才六岁的女孩。我抄下这些案子的编号和ICD一9的编码。

    接下来，我扫视屏幕上一份又一份创伤记录中心的资料：关于那些存活时间够长而被送进医院的受害者。我预料到这些资料会是个问题，果然如此。只有把病人的资料弄得像跟手术室一样消过毒又没人味，医院才会将其公开。为了保密，人名、社会保险号码以及其他身份资料都被去掉了，没有联结点可以供你追踪某人在救援小组、急诊室、警局各部门以及其他单位的文件迷宫内的行踪。更糟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资料可能会同时存在于六个单位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