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

    “嗯，嗯，非常好。那么你认为华德尔先生手臂内面这些伤痕是怎么造成的？”

    “可能是带子。”我烦躁地说。

    “带子？”

    “是的，就是电椅上用来捆绑犯人的皮带。”

    “你说可能——可能是带子？意思是你不能肯定吗，斯卡佩塔医生？”

    “人生中很少有什么事是可以肯定的，古鲁曼先生。”

    “意思是说那些擦伤是别的东西造成的，这也很合理啰？比方说人？比方说人手抓握留下来的痕迹？”

    “我看到的那些擦伤和人手所造成的伤痕并不一致。”我说。

    “那它们和电椅上的皮带造成的伤痕一致吗？”

    “我的看法是一致。”

    “你的看法，斯卡佩塔医生？”

    “我又没有检查过电椅。”我尖锐地说。

    他停了很久没说话，尼古拉斯·古鲁曼在课堂上的这招很有名，更加突显学生的无能之处。我仿佛看到他巍然站在我面前，面无表情，双手背在身后，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格外响亮。有一次我在他这沉默的注视之下熬了两分钟还要多，装作对他视而不见，拼命扫视着面前的资料簿。现在，二十多年后，坐在这张厚重核桃木书桌后的我已经是中年首席法医，得过的头衔和证书多到可以拿来糊墙，但我仍感到脸颊开始发烫，重新忆起昔日的那种羞辱和愤怒。

    古鲁曼说了一声“再见”，突兀地结束这次通话，这时苏珊走进办公室。

    “艾迪·希斯的尸体送来了。”她的手术外套是干净的，后面没系起来，脸上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他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吗？”

    “不，”我说，“他不能等。”

    男孩在冰冷的钢桌上比在病床明亮的床单中显得更小。这个房间里没有彩虹，墙壁和窗户上也没装饰着恐龙或色彩来逗孩子开心。艾迪·希斯赤身裸体地被送进来，静脉注射的针头、导管、伤口上的包扎都还在。这些东西悲哀地提醒着旁观者，是什么维系着他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又是什么将其截断了，就像孤零零在空中飘荡的气球底下垂着的那条线。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记录各处伤口和治疗留下的痕迹，苏珊则负责拍照及接电话。

    我们锁住了解剖室的门，可以听见门外人们走出电梯、在迅速黑下来的天色里回家的声音。通往隔间的对讲机响了两次，是殡仪馆的人来送达或领走尸体。艾迪肩膀和大腿上的伤口干了，呈发亮的暗红色。

    “天啊。”苏珊瞪着伤口说，“天啊，是谁会做出这种事？看旁边，还有那么多小的割痕。看起来像是有人纵横交叉地切了好几刀，把那一整块皮都割掉。”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你想，是不是有人在他身上刻出了某种图形？”

    “我想是有人想去除某种东西。结果没能成功，所以把整块皮都割掉了。”

    “去除什么？”

    “反正不是他身上原来就有的东西。”我说，“他那两个地方没有文身、胎记或疤痕。如果不是原来就有，那么也许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某种东西。凶手必须除掉它以免成为证据。”

    “像咬痕之类的东西。”

    “对。”我说。

    尸体尚未完全僵硬，犹有余温，我开始用棉花棒沾拭所有擦身布可能遗漏的部位。我检查腋窝、臀部的褶痕、耳后和耳内。我把指甲剪到干净的白色信封里，并在毛发问寻找纤维和其他碎屑。

    苏珊一直瞥着我，我感觉到她十分紧张。最后她问：“你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干掉的精液，比如说。”我说。

    “在腋窝找？”

    “腋窝，皮肤上的任何皱褶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