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把自己连根拔起，却没有真正向前迈进，而曾经抚慰我的那些熟悉的植物和邻居也都没有了。重新装潢新家或者设计院子都使我备感压力。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自己转移注意力，结果却适得其反。我可以想象马克对着我使劲摇头。

    “一个这么讲逻辑的人，居然……”他会微笑着说。

    “那你又会怎么做呢？”有些失眠的夜晚，我在脑海里对他说，“如果还活着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你又会怎么做？”

    我回厨房把杯子冲洗干净，到书房去听答录机上有什么留言。有几个记者打过电话，还有我母亲和我外甥女露西，另外三个没有留言就挂断了。

    我很想申请一个不用列入电话簿的号码，但不可能。警方、检察官，还有全州四百多名派任的法医都有正当理由需要在下班后找到我。为了弥补我失去的隐私权，我用答录机来过滤电话，如果有人留下威胁或猥亵的留言，可以借由来电显示的功能加以追踪。

    我按着号码显示器上的回转钮，一一检查在那窄小屏幕上出现的号码。找到那三个没有留言的电话时，我感觉困惑又疑虑。这个号码已经莫名其妙地开始变得熟悉，近来每星期会在我的显示器上出现好几次，对方总是不说话就挂断。我曾试过回拨，想看看接电话的是什么人，但只听到像是传真机或电脑调制解调器发出的尖锐声音。不管什么原因，今晚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这个人或这台机器拨了三次我的号码，那时我正在停尸间等待华德尔的尸体。这没有道理。电脑语音推销电话不应该这么晚了还如此频繁，而如果某台调制解调器想连上另一台却一直在拨我的电话，到现在也该有人意识到是他的电脑拨错号码了吧。

    离清晨只剩几个小时，我睡睡醒醒。屋里每一个细微的声响都让我心跳加速。防盗警报器安装在床对面，控制面板上的红灯闪烁着不祥的光芒，每当我翻身或拉扯被子时，解除了设定的侦测器便静静地用闪动的红眼睛注视着我。我做了许多怪梦。五点半我打开台灯，起身穿衣服。

    我开车到办公室的时候，天还是黑的，路上几乎没有车。隔间后面的停车场空无一人，地上散落着几十根小蜡烛，让人想起摩拉维亚的爱筵或者其他的宗教庆典。但这些蜡烛是用来表达抗议的，几个小时前还被当作武器。我上楼弄咖啡，开始翻看费尔丁留下来的文件，我很好奇在华德尔裤子口袋里发现的信封到底装着什么—也许是一首诗、另一篇沉思，或者是一封牧师写给他的信。

    然而，我发现华德尔认为是“极度机密”而且想要与其一起被埋葬的东西，原来是几张收银机的收据，这真令人费解。其中五张是收费站的，另外三张是餐厅的，包括一顿两星期前在修尼餐厅里点的炸鸡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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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