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员将尸体运回。这时，我们才想起用白色面纸包着的包裹。

    “怎么处置这东西？”詹雷特医生问。

    “必须将它打开。”

    他将干毛巾摊在一部手推车上，把那个礼物摆在上面。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将面纸割开，里面出现了一个女性六号鞋的旧鞋盒。他又割掉了几层面纸，将盒盖打开。

    “哎呀。”他轻叫了一声，张皇失措地凝视着小女孩的陪葬物。

    盒子内，两层保鲜膜下裹着的是一只死猫，顶多几个月大。这是一只母猫，没有戴项圈，一身黑色的皮毛，但脚部是白的。我将它取出来，它僵硬得像三夹板，纤细的肋骨外突。我看不出它的死因，于是拿着它去照X光，几分钟后将X光片置于光板上。

    “它的颈椎骨折了。”我说着汗毛直竖。

    詹雷特医生靠近光板，紧蹙着眉头。“看来颈椎已经移位了。”他用指关节触碰着X光片，“太不可思议。它的颈椎向一侧移位。我认为那不是被车撞的。”

    “是的，”我告诉他，“它的头部被人朝顺时针方向扭了九十度。”

    将近晚上七点，我回到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时，马里诺正坐在床上吃一客奶酪堡。他的枪、手提箱、汽车钥匙都扔在另一张床上，鞋子与袜子随意丢在地上。看得出来，他不久前才回到这里。我走向电视机将电视关掉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走吧，”我说，“我们得上路了。”

    依照鲁西亚·雷所言，他可以对天发誓是德内莎·斯坦纳将那个包裹放进埃米莉的灵柩中的。他简单地认为这个礼盒中应该是小女孩一个心爱的玩具或玩偶。

    “她什么时候放的？”我们快步走向旅馆的停车场时，马里诺问。

    “就在葬礼之前。”我回答，“你带汽车钥匙了吗？”

    “带了。”

    “那就由你来开车吧。”

    我头痛得要命，只能将之归因于福尔马林的呛鼻味和无法吃饱睡好。

    “有没有收到本顿的消息？”我故作漫不经心地问。

    “前台应该有一大堆你的留言。”

    “我直接去了你的房间。你怎么知道我有很多留言？”

    “前台服务员原本想拿给我的。他觉得我们两个人中我看起来更像医生。”

    “那是因为你看起来像个男人。”我揉揉太阳穴。

    “你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你还像个白人。”

    “马里诺，我希望你不要总以充满种族歧视的口吻说话，我相信你没有种族歧视观念。”

    “你喜欢我的这辆车吗？”

    这是一辆栗色的雪佛兰凯普瑞斯，手电筒、无线电、电话、扫描仪等设备一应俱全，甚至还架了一部摄影机和一把陆战队用的温切斯特牌十二号口径不锈钢霰弹枪。枪栓是推拉式的，内装七颗子弹，与联邦调查局用的完全一样。

    “老天，”我难以置信地说着上了车，“北卡罗来纳州黑山镇什么时候需要镇暴用的霰弹枪了？”

    “现在。”他发动引擎。

    “这些配备是你要求的？”

    “不是。”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只有十名警察的警局，配备却比缉毒小组还精良？”

    “或许地方人士真正体会到社区警力的价值了。这个社区正面临一个难缠的问题，结果本地商人与忧心忡忡的居民纷纷慷慨解囊赞助经费，例如资助购买车子、电话、霰弹枪。有一名警察告诉我，今天早晨一位老妇人打电话给他，询问联邦调查局探员是否愿意和她共进周日晚餐。”

    “听起来不错啊。”但我仍然有点困惑。

    “另外，镇议会正在考虑扩编警察局，我猜那能说明某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