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里找到了线索，我们已经部署好人质救援小组。”

    “那么她还在这里。”我松了口气。

    “她在纽约。我们也得赶过去。”他看着手表。

    “我不明白。”我说。我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

    我们快步通过一条长廊，人质救援谈判专家们除了出国说服恐怖分子离开强占的大楼或者制伏劫机犯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的办公室里。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在纽约，”我不安地说，“为什么她必须去那里？”

    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看见马里诺蹲在一个大手提袋旁边。拉链拉开了，地毯上放着一组剃须用具和三个他那把西格索尔枪用的弹匣。他不知正在找什么，抬头看了看我。

    他对韦斯利说：“你相信吗，我竟然忘了带剃须刀。”

    “纽约有。”韦斯利撇着嘴说。

    “我去了南卡罗莱纳，”我说，“和高特家的人谈过了。”

    马里诺停止翻找东西，抬头望着我，韦斯利则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希望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住在什么地方。”他的话有些奇怪。

    “我想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好奇地看着他。

    “也许这不重要。”他揉揉眼睛，“我只是不希望有人向他泄密。”

    “露西设法把他拖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线路上，已经査出电话来源了，是吗？”我推测道。

    马里诺站起身，找了把椅子坐下。他说：“那个杂种的窝就在中央公园里面。”

    “哪里？”我问。

    “达柯塔园。”

    我想起圣诞节前夕我们在樱桃丘喷泉前时的情景，当时高特也许就在一旁观看，也许他从他的房间就可以看见我们的探照灯。

    “他住不起达柯塔园。”我说。

    “你记得他的假造身份吗？”马里诺说，“那个名叫伯奈利的意大利人？”

    “那是他的公寓？”

    “没错，”韦斯利回答，“伯奈利先生显然是个可以继承可观家产的大亨。管理人员以为目前的房客——高特是他的意大利亲戚。通常他们不会问太多问题，而他说话又有口音，再加上付房租的不是伯奈利先生，而是他在维罗纳的父亲。”

    “为什么你不直接去达柯塔抓高特？”我问，“为什么要动用人质救援小组？”

    “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我宁可不要，太冒险了，”韦斯利说，“这可不是战争，凯。我们不能有任何疏失，而且我们得受法律约束。达柯塔园里的人可能会遭殃。我们不知道伯奈利在哪里，或许就在他的房间里。”

    “是啊，用塑料袋装着放在大皮箱里。”马里诺说。

    “我们已经知道高特在哪里，整栋大楼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可曼哈顿实在不是逮捕这家伙的理想地点，人群太拥挤了。一旦双方交火，无论我们的人有多优秀，必定会有人受伤，甚至会有不相干的人死亡——也许是不巧经过那里的某个女人、男人或小孩。”

    “我明白，”我说，“我没有不同意的意思。现在高特在公寓里吗？嘉莉呢？”

    韦斯利说：“两个人都行踪不明，我们也无法认定嘉莉是否正跟着他四处跑。”

    “他没用过我的信用卡替她买机票，”我思索着，“这多少可以说明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今晚八点钟高特还在公寓里，”韦斯利说，“他就是那时候上线并被露西套住的。”

    “被露西套住？”我望着两个男人，“她把高特困住，然后跑到纽约去了？她加入了人质救援小组？”

    我的脑中浮现出奇怪的景象：露西身着黑色劲装、长筒靴，登上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战机。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