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三点，我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往返班机抵达华盛顿机场。露西没能来接机，因为她自从车祸之后就再也不开车了。至于韦斯利，我找不到正当理由要他来接我。

    在机场外面，我独自和行李箱、旅行袋缠斗的时候，突然为自己难过起来。我累极了，衣服脏兮兮的，内心饱受惊吓，而我羞于承认这些。我甚至拦不到一辆出租车。

    最后，我搭乘一辆装有紫色窗玻璃的破旧蓝绿色出租车到了匡提科。后车窗摇不下来，而那位越南司机又无法向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大门警卫解释清楚我的身份。

    “女医生，”司机又说了一次，我看出他对警卫和建筑物顶端的大堆天线感到惶惑，“她没问题。”

    “不是，”我对着他的后脑勺说，“我的名字是凯，凯·斯卡佩塔。”我试图下车，但车门全上了锁，按钮都拆掉了。警卫伸手去拿无线电对讲机。

    “请让我下车，”我对司机说，他正盯着警卫腰间的那把九毫米口径手枪，“请让我下车。”

    他转过身，害怕地说：“在这里？”

    “不是。”我说，这时警卫走出了哨亭。

    司机瞪大了眼睛。

    “我是说我要出去，但只去一会儿，我要向警卫解释。”我打着手势，放慢语速，“他知道我是谁，但我打不开窗子，他看不到我。”

    司机不停地点头。

    “我必须出去，”我坚决地强调一次，“你得把门打开。”

    门锁开了。

    我下了车，在太阳底下眯起眼睛，然后把证件出示给有着军人气质的年轻警卫。

    “玻璃有颜色，我看不见你。”他说，“下次把车窗摇下来就可以了。”

    司机开始将我的行李搬出后车厢，堆放在路上。他惊慌地望着四周，因为阵阵炮火和枪击声正从海军陆战队和调查局的靶场传来。

    “不，不要，不要，”我打着手势要他把行李放回车内，“请送我到里面。”我指着杰斐逊大楼——停车场另一边那栋高耸的褐色砖造建筑。

    他显然不想送我到任何地方，但我不等他开口就钻回了车里。后备厢关上了，警卫挥手让我们通过了大门。空气清冷，天空湛蓝。

    在杰斐逊大楼的大厅，接待台上面的视频装置显示出欢迎我来到匡提科的信息，并且祝我有个愉快而安全的假期。一个长着雀斑的年轻女人为我办理了登记手续，然后给了我一张在学院内开门用的磁卡。

    “圣诞老人对你好吗，斯卡佩塔医生？”她一边快活地问我，一边找着房间钥匙。

    “我今年表现得一定很糟糕，”我说，“我只收到了藤条。”

    “无法想象。你一向那么亲切。”她说，“和以前一样，我们安排你住在安保楼层。”

    “谢谢你。”我记不起她的名字，而且我感觉她知道这一点。

    “你打算陪伴我们几天呢？”

    “只有一天。”我想她可能叫莎拉。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非记起她的名字不可。

    她交给我两把钥匙，一把塑料的，一把金属的。

    “你是莎拉，对吗？”我冒险问她。

    “不是，我叫萨利。”她有点伤心。

    “我是说萨利，”我不安地说，“当然是了。我很抱歉。你一向这么照顾我，我很感谢你。”

    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对了，大约三十分钟前你的外甥女才从这里经过呢。”

    “她往哪里走的？”

    她指着从大厅通向大楼中心的玻璃门，在我还没来得及插入磁卡之前她就咔啦开了门锁。露西有可能到邮件中心、会议厅或工程研究处去了。她也可能回了宿舍房间，宿舍就在这栋大楼里，只是位于另一边的侧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