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的舱门打开，内部灯光亮起，组员们将担架系牢，一如对待活着的伤员。我登上飞机坐在组员机位上，系上安全带，一位专家随即拉上舱门。我们在震耳巨响中升上天空，只能靠耳机交谈，而隔着防护帽兜也根本听不清楚。

    我们的服装已经消过毒，组员们却仍然不愿脱掉，起初我对此十分不解，后来忽然意识到，我接触过莱拉·普鲁伊特和之前那具尸骸。除非戴着高效空气粒子滤网防护面罩，没人会愿意和我进行空气接触。我们只好沉默地望着四周，互换眼神或看着我们的病患。我闭上眼睛，静待飞机抵达马里兰。

    我想起韦斯利、露西和马里诺，他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倘若知道一定会非常焦躁。我担心起来，不知下次看到他们会是什么时候，不知我将面临何种状况。我双腿瘫软，脚掌发烫，感觉很不对劲。我不得不担心最显著的症状：发冷、疼痛、发烧引起的目眩和干渴。我小时候曾接种过牛痘疫苗，莱拉·普鲁伊特也接种过，那具躺在冰柜里的女性尸体同样如此。我见过她们的牛痘疤痕，大约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扩张褪色的疤痕正位于因患病而抓伤的部位。

    将近十一点，飞机降落在某个我无法辨识的地方。我一路沉睡昏昏沉沉，睁开眼就回到嘈杂的现实，这种感觉十分突兀。舱门再度滑开，蓝白灯光照亮一栋棱角分明的巨大建筑对面的直升机停机坪。许多窗口依然亮着灯，似乎有人在这样的深夜专门等候我们到来。专家们解开担架，匆匆把它送进一辆货车的后车厢，那位女组员则在一旁陪着我，戴着手套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我没看见那副担架被载往哪里，只是被引领着穿过街道，上了建筑北侧的斜坡。沿一条走廊走了不远，我们被带往淋浴间，并进行化学药剂消毒。接着我脱掉衣服，再次用热肥皂水冲洗。层架上放着许多刷子和鞋套，我用毛巾擦干头发，依指示将脱下的衣服连同所有私人物品留在地板中央。

    过道里有名护士正在等候，她领着我匆匆走过手术室，经过一整排让我想起不锈钢潜水钟的高压锅，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实验室煮沸动物尸骸的恶臭。我将住进二〇〇号病房，病房里有一条红线，警告隔离中的病患不可越过。我望着房间里那张铺着消过毒的毛毯的小病床、风扇、冰箱和悬挂在墙角的小电视，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卷连接供气管线的黄色线轴，门上有个不锈钢开口，餐盘会从那里送进来，并且经过紫外线照射后才会被收走。

    我坐在床上，孤单而沮丧，不愿去想自己已身陷何种麻烦之中。几分钟后，外面一扇门砰地关闭，我的房门打开了。

    “欢迎来到斯兰姆中心。”弗奇士波上校走了进来，大声说道。

    他头戴雷卡防护头罩，身穿笨重的蓝色乙烯材质防护装，从墙上拽了条供气管线接到衣服上。

    “约翰，”我说，“我还没做好接受隔离的准备。”

    “凯，理性点。”

    他刚毅的脸孔十分严肃，在塑料面罩后甚至显得骇人，我软弱无助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我必须让一些人知道我的行踪。”我说。

    弗奇士波上校走到床边，撕开一个纸袋，用戴着手套的手取出一小瓶药和一根滴管。

    “让我看看你的肩膀，你必须再接种一次牛痘疫苗。另外，我们还得接种一点牛痘免疫球蛋白来预防。”

    “真是我的幸运日。”我说。

    他拿酒精棉擦了擦我的右肩。我挺直站着，让他在我的皮肤上划了两道切口，然后滴上血清疫苗。

    “希望没这个必要。”他补充说。

    “没人比我更希望这样。”

    “好消息是，你应该有不错的免疫记忆性反应，抗体浓度会比以前更高。在接触病毒后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之内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