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扇门，消防用水一定在里面积成小水池了。我们已经让卡车送水泵过来了。”

    “水有多深？”

    我想象数千加仑的水从消防软管喷出，挟带着无数危险的瓦砾残屑汇聚成一池冰冷污浊的黑水。

    “这得看你站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是你，就不会接这个案子。”她的语气让我觉得自己完全是多余的。

    “你会接的。”我受伤地说。

    露西从不隐瞒与我共事的感受。她并不粗鲁无礼，但总在同事面前装作与我素不相识。还记得早些年，每次我去弗吉尼亚大学探望她，她总会刻意避开同学们，不愿他们看见我们在一起。我知道她并非以我为耻，只是把我看作生命中的巨大阴影，而我也尽力不去影响她的生活。

    “你的行李整理完了吗？”我故作轻松地问她。

    “拜托，别提醒我搬家的事。”她说。

    “是你自己想去的。”

    “当然，这是个大好机会。”

    “的确，我也很为你高兴。”我说，“珍妮特好吗？我知道你们一定很难过……”

    “又不是要住在不同半球了。”露西回答。

    我知道事情并不像说得那么轻松，她也十分清楚。珍妮特是联邦调査局探员，她们早在匡提科国家学院受训时就已成为恋人，如今却分属不同的执法单位，不久又要分居两地，彼此的职业发展很可能不再允许这份关系的维持。

    “你觉得我们今天有时间私下聊聊吗？”我说，一边绕过脚下的水洼。

    “当然。等结束这里的工作，我们可以一起喝杯啤酒，如果在这偏僻的地方找得到酒吧的话。”说话间，一阵强风吹来。

    “多晚都行。”我补充道。

    “到了。”抵达帐篷时露西提醒道。“喂，弟兄们，”她大声说，“在哪里聚会？”

    “就在这里啊。”

    “医生，你最近也上门出诊啦？”

    “才不是，她是给露西当保姆的。”

    除了马里诺和我，国家应变小组还有另外九名男性和两名女性成员，包括组长麦戈文。所有人穿着式样相同且磨损补缀过的深蓝色工作服，脚上的靴子也都又旧又塌。大家聚在指挥车后部忙忙碌碌。透过车子敞开的后挡板，可以看到闪亮的铝质车厢被架子和弹跳座椅分割，外部隔间则堆放着一卷卷黄色的警方封锁条、簸箕、鹤嘴锄、泛光灯、扫帚、起钉器和圆锯机等。

    指挥车还配备了电脑、影印机、传真机、水压起重机、抽水机、铁锤和紧急时用以拆分现场或营救被困人员的切割机。事实上，我想不出这辆卡车还缺少哪些设备，也许是厨师或洗手间？

    一些探员已开始在装满肥皂水的塑料桶里清洗靴子、耙子和铲子。这项工作没完没了，手脚在这种冷冽的天气很难保持温暖干燥，甚至连排气管都得清理干净，以免残留油污。工具一律釆用电力或液压油而不用汽油作为动力，以免将来在法庭上受到质疑或审问。

    麦戈文坐在帐篷里的一张桌子前，靴子拉链拉开，膝头堆着写字板。

    “好了，”她对组员们说，“火场指挥站的部署已经基本完成，你们大概很想念咖啡和甜甜圈吧。”她又针我们这些新加入的成员特别补充：“但再强调一遍，目前我们只知道这场火灾是从前天，也就是七日晚上八点钟开始的。”

    麦戈文与我年龄相仿，隶属于烟酒枪械管制局费城分局。望着露西的这位新长官，我心中隐泛波澜。

    “或者说，这是屋内火警侦测器启动的时间，”麦戈文继续说，“消防车赶到时，整间房子都已起火，消防人员无法近距离灭火，只能在周围洒水。至少他们可以这么做。地下室积水大约有三万加仑，预计抽干得花六个小时。而这还是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