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刚过，道路上的积雪开始消融，其他勤奋、焦急的法医人员也陆续赶到了办公室。我心乱如麻，决定先到楼里四处看看。

    我先来到法医生物学部门。该部门占地一万平方英尺，只有少数人员持有电动门卡，被特许自由出入。若非因为公务，人们不会在此逗留，只会在穿过走廊时透过玻璃瞥一眼身着白袍、埋首工作的研究人员。

    我按下对讲机键，询问杰米·库恩是否在岗位上。

    “我去找他。”对方回复道。

    门开了，库恩捧着干净的白色实验袍、手套和口罩出现在我面前。污染是DNA相关工作的大敌，尤其是在当今，吸管、切片机、冰箱，甚至一支笔都可能在法庭上受到质疑，实验室的管理几乎像医院手术室的消毒程序一样严谨。

    “我真不想来麻烦你，杰米。”我说。

    “你总是这么客气，”他说，“进来吧。”

    要进入实验室必须经过三道门，每个密闭的空间里都挂着供访客更换的干净实验袍，地板上的胶纸则是为了清理鞋底。同样的程序重复三次，以确保没有污染物被带往另一个区域。

    检验人员的工作区是开放式的，很明亮，有黑色工作台和电脑、水槽、气密系统以及无菌层流操作台。个别工作台整齐排列着矿物油、自动吸管、离心管和试管架。试剂，即用以促成反应的各种物质，以分子生物学方法被大量制造出来，再被均分成少量贮存并以独特的辨识号码标记，以和那些普通的化学药剂区分开来。

    污染检测程序基本包括序列化、热变性作用、酶分解、隔离、重复分析、紫外线照射、碘照射、从健康的志愿者身上获得样本和对照组。而万一这些手段都没能成功，检验人员会剔除某些样本。也许几个月后他们会再次尝试，也许会就此放弃。

    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使得DNA化验能在几天内得到结果，而不必花数周时间。如今采用StR，即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理论上在一天内就能得到结果，只要能提供作测试之用的细胞组织。然而在这起案子中，从集装箱里那位身份不明的男子身上找到的浅色毛发不含细胞组织。

    “真不好意思，”我说，“又发现毛发了。这次是在昨晚凯利快客便利店遇害的那位女士身上发现的。”

    “等等，我没听错吧？集装箱男子衣服上的毛发和她身上的毛发一致？”

    “看起来非常相似。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急。”

    “接下来你恐怕会更着急，”他说，“因为这些毛发不是猫毛、狗毛，不是动物的毛发，而是人类的。”

    “不可能。”我说。

    “绝对不会错。”

    库恩是个瘦高的年轻人，喜怒向来不形于色。我不记得何时见他这样神采奕奕过。

    “柔软、尚未着色、刚开始发育，”他继续说，“是婴儿的头发。我想那家伙的家里也许有个婴儿。可接连出现在两个案子里？那位遇害的女士身上也有？”

    “婴儿头发不可能有六七英寸长，”我对他说，“从她身上发现的就有这么长。”

    “说不定是在比利时的时候变长的。”他淡然说道。

    “先来谈谈集装箱的尸体吧。他为什么会全身都是婴儿头发？就算他家有个婴儿，就算婴儿的头发可以长那么长？”

    “那些毛发的长度并不一致。有些很短，短得就像胡渣。”

    “有从发根被硬扯下来的吗？”我问。

    “我没发现附有毛囊组织的，绝大部分的球茎状发根都自然剥离了，换句话说，都脱落了。所以我才无法做DNA测试。”

    “有些是剪断或割断的？”我脱口而出，脑中的疑问越来越深。

    “没错。不完全是。就像某些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