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安特叹了口气，抱怨道，“我做梦都能梦到这家伙。”

    “实在难以相信，”我盯着屏幕说，“这家伙看起来竟这么轻松，好像把人杀就杀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管他呢，活该你倒霉。”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拉普安特伸展着腰部，“无缘无故就把人干掉了。这点我一直想不通。”

    “也许几年后你就会明白了。”我说。

    “我不想变得愤世嫉俗，如果这是你的意思。”

    “不是说变得愤世嫉俗，而是终于能够理解，并非一切事情都要有个理由。”我对他说。

    他出神地望着电脑屏幕上派尔·甘特生前被捕捉到的最后一幕。此人最终躺在了我的验尸台上。

    “让我瞧瞧你带了什么来。”拉普安特说着掀开手术托盘上覆盖的毛巾。

    甘特年仅二十三岁，有个两个月大的孩子，遇害时正在加班，想多赚点钱买串项链送给妻子作为生日礼物。

    “这一定是集装箱里那位死者的。你认为是纹身吗？”

    甘特被枪击之前大小便失禁。

    “斯卡佩塔医生？”

    他的牛仔裤和柜台后面的椅垫都被尿液浸湿了。我望向窗外，看到两名警察正在停车场里极力阻止他那情绪失控的妻子冲进来。

    “斯卡佩塔医生？”

    她拼命地尖叫、挣扎，露出了嘴里装的矫正牙套。

    “三十一美元二十美分。”我喃喃道。

    拉普安特将画面保存后关闭。

    “什么？”他问。

    “收款机里的钱。”我回答。

    拉普安特拉动椅子，打开抽屉拿出几个彩色滤镜，然后到处翻找手套。此时电话响起，他连忙跑去接听。

    “稍等，”他把话筒递给我，“找你的。”

    是罗丝。

    “我咨询了克莱斯塔银行外汇部门的一位办事员，”她说，“你问的迪拉姆，目前与美元的兑换汇率是九点三比一。因此两千迪拉姆大约是二百一十五美元。”

    “谢了，罗丝。”

    “还有一件事或许你会感兴趣，”她继续说，“我国是禁止携带阿联酋迪拉姆出入境的。”

    “我感觉这家伙一定不会遵纪守法，”我说，“你能再试着联系一下弗朗西斯科探员吗？”

    “没问题。”

    我忽然意识到，露西不肯见我恐怕不仅因为烟酒枪械管制局的规章，还因为她自己也拒绝，不由得心生恐惧。我想见她，不顾一切地想见她。我挂断电话，举起托盘里的软木砧板。拉普安特在强光下打量着我。

    “我对此不太乐观。”他对我说。

    “不在梦里见到就好，”我说，“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只能尽力了。”

    表皮呈现出矿石或沼泽般的墨绿色，皮下组织则比腌肉更加干瘪暗沉。我们把砧板固定在与影像屏幕连接的高分辨率照相机镜头下。

    “不行，”拉普安特说，“反光太强烈了。”

    他改用斜光，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在镜头上替换各种颜色的滤镜。蓝色的不够理想，黄色的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换成红色滤镜时，带有珍珠光泽的斑点再度浮出。经拉普安特放大后发现，这些斑点几乎呈正圆形，不禁让我想起满月，以及有着邪恶黄眼珠的狼人。

    “大概不可能更清楚了，就用这个吧。”拉普安特失望地说。

    他把影像存进硬盘，开始进行解析，用软件呈现出肉眼无法分辨的两百多个灰阶。

    拉普安特操作着键盘和鼠标，不断打开又关闭多个窗口，调整对比度、亮度，缩放影像，消除被他称作垃圾的背景噪点。毛细孔逐步在眼前显现出来，接着是纹身的针孔，许多黑色的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