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球像蛙眼般突出，头皮和胡子随着发黑的表皮松脱；膝盖和两腋分别被我和拉芬抓着搬移时，体内仅存的少许体液渗了出来。马里诺稳住轮床，以便我们把他抬到一张活动验尸台上。

    “这些新验尸台，”我喘息着说：“原本正是让我们省得再做这种事！”

    并非所有搬运公司和丧葬业从业者都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他们仍然习惯抬着担架一路晃进来，然后把尸体随意往旧轮床上一放，而不是搬到这些可以灵活移向水槽的新验尸台上。截至目前，我为减轻大家背痛所付出的努力似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喂，查克小子，”马里诺说，“听说你想加入我们。”

    “谁说的？”拉芬大吃一惊，立刻摆出一副防卫的姿态。

    尸体砰地砸在不锈钢台面上。

    “大家都这么说。”马里诺回答。

    拉芬没吭声，开始清洗轮床并用毛巾擦干，然后拿干净布罩将其同工作台一起盖好。我则开始拍照。

    “我来告诉你，”马里诺说，“警察工作可不像你想的那样。”

    “查克，”我说，“我们还需要几卷宝丽莱底片。”

    “我去拿。”

    “现实和梦想总是有差距的，”马里诺继续教训道，“这份工作意味着你得整晚开车巡逻，却屁事都没有发生，无聊得要死。还会被人吐口水、咒骂、埋怨，守着辆烂车看那些只会逢迎谄媚的小马屁精坐在漂亮的办公室里吹空调、陪高层警官打高尔夫。”

    通风机呼呼吹着，水声淅沥。我简略记录着死者下巴的金属碎片和多余齿尖的状况，试图摆脱内心的沉重。我清楚身体是如何运作的，却无法了然悲伤如何在脑部产生，然后像毒素般蔓延至全身，腐蚀、燃烧着每一寸肌体，由悸动到麻木，终至摧毁一个人的事业、家庭，甚至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这样悲惨的先例比比皆是。

    “衣服很高级，”拉芬说，“阿玛尼的，我还从没这么近看过呢。”

    “单是他的鳄鱼皮皮鞋和腰带大概就值上千美元。”我说。

    “真的吗？”马里诺推测道，“也许这就是他的死因。他老婆送给他当生日礼物，他发现价格后心脏病发作。这里可以抽烟吗，医生？”

    “不行。货轮从安特卫普港出发时温度多高？你问过肖吗？”

    “九到二十度，”马里诺回答，“哪里的天气都一样诡异。再这么下去，还不如到迈阿密和露西一起过圣诞节呢，不然就在客厅里摆棵椰子树。”

    听见露西的名字，我的心有如被一只冷酷的手攫紧。露西个性复杂，几乎没人可以了解她走近她，就算他们自以为做到了。她聪慧过人、成就不凡、勇于冒险，但这些表象后面藏着一个不断追逐令人望而生畏的艰巨挑战，又不断愤怒、受伤的孩子。她害怕被人抛弃，尽管有时这种恐惧只是出于想象。因此她总是弃人于先。

    “你们注意过吗，很多人都是一身寒酸地死去，”查克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会戴上干净手套乖乖地待在角落里。”马里诺说，“我真的很想抽根烟。”

    “去年春天的那个案子例外，一群孩子在舞会结束后的回家途中遭到袭击，”查克接着说，“被害的那家伙一身晚礼服，被送来时领口还别着朵花。”

    死者系着腰带，牛仔裤裤腰缝了几个褶。

    “他的长裤腰围尺寸太大了，”我说着在表格上记录，“大概大了一两号。看来他生前较胖。”

    “难说他到底穿多大尺码的，”马里诺说，“他的块头倒是比我还大。”

    “那是因为他体内胀气。”我说。

    “可惜你不能拿这当借口。”拉芬大胆地说。

    “身高六十八英寸，体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