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家的客房面对着河流。过去几天，我在窗前布置了一张临时书桌：搬了一张小桌子，在上面盖上一块布以免刮伤光滑的表面，然后从书房里拿来一把苹果绿的英式皮革旋转椅。起初我很困扰，因为忘了把笔记本电脑带来，不过我马上发现使用钢笔和纸张，任由思绪流过指尖转化成泛光的墨迹，能获得意外的宽慰。我的字很难看，或许得归咎于我长期所从事的职业。某些工作日我得签名或写名字缩写多达五百次，此外经常戴着沾血的手套潦草地记录验尸结果和检测数据也多少造成了影响。

    我在安娜家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溜进厨房倒上一杯咖啡——预设在五点半就开始煮的——然后回到房间把门关上，坐在那方幽暗的窗户前开始写东西。第一个早晨写的是我在法医学院开设的下一个死亡调查班的课程规划。只是当第一道曙光照亮河水的时候，恶性交通事故、窒息、法医放射学的概念全部远离了我的脑海。

    这天早晨我照例忠实地观赏着这幕演出。六点半黑暗转成一片炭灰，几分钟之内光秃秃的梧桐和橡树的轮廓已隐隐浮现，接着眼前的暗沉一片变得水陆分明。多数时候河水都比空气温暖，雾气在詹姆斯河上翻腾。此刻看来那河流更是如冥河一般，几乎可以瞧见一个如幽灵般衣衫褴褛的瘦削男子以竿撑船，从迷雾薄纱中飘过。将近八点，时有动物打破宁静。这一阵它们已成为我极大的慰藉。我爱上了那些群聚在安娜屋前埠头上聒噪不止的加拿大雁。松鼠在树顶忙上忙下，尾巴似暗灰色烟团般高卷着。野鸟在窗前流连，盯着我，仿佛好奇我在窥探些什么。鹿从河对岸的萧瑟树林中奔过。红尾鹰向地面俯冲。

    我和白头雕也有短暂而珍贵的邂逅。它们那巨大的羽翼、白色的脑袋和尾羽非常醒目。我见到它们很宽心，因为它们总是独自翱翔于高空，不像其他鸟类那样疲于奔忙。它们来问盘旋，偶尔停歇于树枝却从不久留。就像诗人爱默生，我不禁痴想，它们是否也正传送给我什么信息呢？大自然是慈悲的，但近来我生活的其余部分却并非如此。

    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我依然被放逐在安娜的房子里。至少我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处境的。时间悠缓地流逝，几乎停滞了，就像窗外的那条河。我的生命之流正朝某个未知的方向转弯，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圣诞假期来了又去，我手上的石膏也已换成了爱司绷带和夹板。我租了辆车，因为我的那辆奔驰被警方扣押以作进一步调查，停放在贺尔街和商业街之间的保管场。那里并没有警察全天候巡逻，也没有警犬看守。就在新年前夕，有人敲破我的车窗玻璃，偷走了里面的双频无线电、AM-FM收音机和CD唱盘，天知道还拿走了什么。证据足够多了，我对马里诺说。

    尚多内案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不出我所料，一九九七年苏珊·普雷斯案的精液DNA鉴定中只用了四个基因座进行比对。直到现在，纽约的法医办公室在作初期鉴定时仍然如此，因为那是他们内部执行的检测，较为经济。他们将冷藏筛取检体拿出来再次进行比对，使用了十五个基因座，结果真的不相符。精液检体的所有人并不是让-巴蒂斯特·尚多内，也不是他的弟弟托马斯。可是相似的等位基因数量非常多，DNA图谱又极为相近，我们只能假设他们可能还有一位兄弟，苏珊身上的精液系此人所有。我们全都傻了眼，博格为此伤透脑筋。“DNA告诉了我们事实，也愚弄了我们一把。”博格在电话那头对我说。尚多内的齿列特征符合尸体上的咬痕，他还留下了唾液和毛发，可是他并没有在苏珊·普雷斯死亡前和她交媾。这样的证据或许还站不住脚，必须由纽约的大陪审团决定这是否足以构成起诉条件。当博格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只觉得讽刺。要起诉我怎么就没有罪证不足的问题，只凭着传言、臆测的动机，加上我用尖头锤和烤肉酱做实验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