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那些脚印在哪里吗？”博格问。

    我现场踩给她看。我沿着车道绕过屋子，穿过院子直接连上街道。

    “他往哪个方向离开了？”博格左右看着那条暗淡空旷的马路。

    “不知道，”我回答，“当时雪已铲去，还在继续下，所以没看出来。不过我没有在外面待太久，你得去问警方才知道。”我想起马里诺，真希望他赶快来，然后突然又想到刚才为什么打电话给他，阵阵凉意蹿上脊背。我看着左邻右舍。长久以来我学会了观察我所居住的小区，根据灯光、车道以及报纸递送情形等来判断邻居是否在家。可惜不在的时候多。这里的不少居民已经退休，总是在佛罗里达过冬，夏天则去海边度假。我也想到，我从来不曾和哪个邻居成为朋友，顶多是开车交错而过时在车内挥手打个招呼。

    博格走回车库，抱着身体取暖，嘴里吐着白雾。我记起露西小时候从迈阿密过来里士满看我，在这里初识冰雪。她喜欢把笔记本纸页卷起来，站在院子里摆出抽烟的姿势，弹着假想的烟灰，不知道我正在窗口看着她。“从头来吧，”博格边走边说，“回到十二月六日星期一。那天警方在里士满港的集装箱里发现一具尸体。我们判断那是托马斯·尚多内，疑似被他的哥哥让-巴蒂斯特杀害。告诉我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通知我发现尸体一事。”我说。

    “谁？”

    “马里诺。几分钟后我的副手杰克·费尔丁来电话，我说我会亲自去现场。”

    “可是你没必要去，”她打断我，“你是首席法医。在那个暖和得有点反常的早晨发现一具腐烂发臭的尸体，你可以派……嗯，派费尔丁或是谁去啊。”

    “是的。”

    “那你为什么没那样做？”

    “因为这案子势必很棘手。那艘船是从比利时起航的，我们不能排除尸体在比利时被弄上船的可能性。这就会增加跨国办案的难度，我时常接些复杂的案子，会引起媒体关注的那种。”

    “因为你喜欢受瞩目？”

    “因为我讨厌。”

    我们进了车库，两人都浑身冰冷。我赶紧把门关上上。

    “你想接这案子，是不是因为那天早上你过得不太顺心？”博格说着走向那个松木大更衣间。“可以看吗？”我要她别客气，再度暗暗惊叹她对我似乎无所不知。

    黑色星期一。那天早上，我的一位老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法兰克·罗德参议员来看我，带来本顿写给我的一封信。我对这封信毫无所知。我怎么也没想到，本顿早在几年前到密歇根湖度假时就写了这封信，并且交代罗德参议员在他本顿一死后把信交给我。记得信递到我手上的瞬间，我就认出了他的笔迹。我永远忘不了那种震惊，呆若木鸡。悲痛接踵而至，占据我的整个身心，而这正是本顿的用意，这个高明的心理分析专家看人真是滴水不漏。他明了自己一旦发生不测时我会有什么反应，于是采用这一招，迫使我摆脱借着疯狂工作逃避现实的老毛病。

    “你怎么知道那封信的？”我冷冷地问。

    她正探头看更衣室里的连身工作衣、橡胶靴、防水靴、橡胶厚手套、棉毛衫、袜子和网球鞋。“请忍耐一下，”她近乎温柔地说，“先回答我，你的问题我稍后再回答。”

    我等不了那么久。“那封信又跟这件事有什么关联？”

    “我也不敢确定，但我想从你的心态开始探讨”这话久久回荡不去。倘若我终究不得不到纽约去作证，那么我的心态势必成为卡加诺的攻击靶子。但还没到那时候，这似乎已成为所有人质疑的焦点了。

    “先假设我知道的这些辩方也都清楚。”她说。

    我点头。

    “你在极度哀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