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菲尔波特医生的办公室坐落在凡恩的缅因大街上，是一幢白砖砌成的房屋。他是全科医生，自己开了诊所。昨天深夜斯卡佩塔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愿意谈论有关埃德加·艾伦·伯格的事，他显得有些讶异。

    “你知道我不能这样做。”一开始他这么说。

    “警方可以申请搜查令，”她回答，“那样会让你舒服些吗？”

    “不会。”

    “我必须跟你谈谈他。可以明天一大早到你办公室吗？”她说道，“恐怕无论如何，警察都要去找你。”

    菲尔波特医生并不想跟任何警察打交道，不想他们靠近办公室或者出现在候诊室惊吓到他的病人。他外表斯文，头发花白，举手投足间不乏优雅。斯卡佩塔候在门口，他的秘书开了门，带她经过一间小厨房。他就在那儿等她，彬彬有礼地迎接她。

    “我听过你好几场演讲。”菲尔波特医生说，拿起长桌上的咖啡壶倒咖啡。“一场是在里士满医学研究院，一场是在全民俱乐部，当然你对我不会有印象。要哪一种？”

    “黑咖啡，谢谢。”她靠着窗口的桌子，外面是铺着鹅卵石的小巷，说道，“全民俱乐部那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把咖啡放在桌上，拉开一把椅子，背对窗户坐下。熹微的晨光穿透云层照在他齐整的浓密白发和拘谨的白袍上。他的脖子上随意地挂着听诊器，似被遗忘一般，他的手大而结实。“你讲了一些相当有趣的故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若有所思地说，“从头到尾都十分吸引人。记得那时我就觉得你是位很勇敢的女性，当时很少有女性受邀参加全民俱乐部的活动，现在其实也一样，真的。你知道吗，当时在你的影响下，我曾想过加入法医的行列。你就是这么会鼓舞人心。”

    “现在加入也不迟，”她微笑着回答，“我了解他们很缺人，一百名上下。缺乏能签署死亡证明、鉴别案发地点、决定是否验尸的专业人员，是个严重的问题，尤其在内地。我还在任的时候，全国各地有将近五百名医生自愿参与法医工作。我都戏称他们为法医部队。要是少了他们，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那么称职。”

    “现在的医生根本不太愿花时间做义工，”菲尔波特医生说，双手摇晃装着咖啡的马克杯，“尤其是年轻一辈。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人人为己了。”

    “我尽量不去这样想，免得沮丧。”

    “这也许是不错的哲学。我到底可以帮上你什么忙？”他淡蓝色的眼眸流露出一丝哀伤。“我知道，你应该不是跟我说什么好消息来的。埃德加·艾伦到底做了什么？”

    “谋杀，很明显的。蓄意谋杀、制作炸弹、恶意伤人。”斯卡佩塔回答，“一名十四岁的少女几个星期前被杀，离这里不远。我相信你看到新闻了。”她不想说得太明白。

    “哦，天哪，”他说，盯着咖啡摇摇头，“我的天哪！”

    “他上你这儿看病有多久了，菲尔波特医生？”

    “一直以来都是，”他说，“从小就过来。我也帮他妈妈看病。”

    “她还活着吗？”

    “她死了，我想是在十年前吧。她是个相当傲慢的人，十分难相处。埃德加·艾伦是她的独子。”

    “他的父亲呢？”

    “是个酒鬼，很久以前就自杀死了，大概二十年前吧。这么说吧，我跟埃德加·艾伦不熟，每次他都是为老毛病而来，主要是来注射流感和球菌性肺炎疫苗。每次都很准时，就像时钟一样。都是每年九月来。”

    “包括今年九月？”斯卡佩塔问。

    “事实上，没有。见你要来，我翻了他的病例，他十月十四号来过，打了肺炎疫苗，但是没打流感疫苗，因为我这里没有流感疫苗了，你知道现在很缺，我这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