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透过偏光眼镜盯着她，让她想到蒙面侠佐罗。“用意大利语，拜托，”他说，“我的拉丁文一向不好。”

    “我用两种语言告诉你。拉丁文的livid在意大利语里是livido，意思是色斑；mortis是morte，就是死亡。尸斑就是在死后出现在尸体上的色斑。”

    “用意大利语说的确很有帮助，”他说，“你解释得很好。”

    她并不打算在这里说意大利语，尽管她对此游刃有余。在这些专业讨论当中，她宁愿说英语，因为细小的差异极其微妙，而且翻译人员肯定会逐字翻译。语言的难处、政治压力、波玛队长给人的压迫感，以及令人费解的哗众取宠，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全都叠加在这原本就十分不幸的事件上。而且在这起案件当中，凶手的手法不但前所未有，还跳出常见的犯罪心理侧写，使得一切混淆不清。即使是科学证据，也成为争论中令人发狂的源头，并且似乎在挑战他们、蒙蔽他们。这一切迫使斯卡佩塔提醒自己以及他人：科学绝不会说谎、绝不会犯错，绝不会蓄意让他们误入歧途或是寻他们开心。

    波玛队长无视这些，或者他只是假装不在意，他以毫不配合的、争辩的语气谈起死去的德鲁，仿佛自己与尸体有某种关系，在执意和它争吵。他声称德鲁死后尸体的变化代表着一种情况，而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和胃部残留物又代表着另一种情况。但是他与斯卡佩塔意见相左，认为食物和酒精反映的信息绝对可信。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认真的。

    “德鲁生前的饮食揭露出实情。”他重复自己在慷慨激昂的开场演说中的话语。

    “没错，但不是你所谓的实情。”斯卡佩塔回答，语气比话语来得有礼，“你所谓的事实，是被误解的事实。”

    “我想这些都讨论过了，”本顿在前排座位的阴影中发言，“我认为，斯卡佩塔医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

    波玛队长的眼镜，外加一整排的眼镜都盯着他看。“很抱歉，我的反复审视让你感觉厌烦，韦斯利博士，但我们必须找出这件事中的道理。请再容忍我一次。四月十七日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之间，德鲁在西班牙阶梯附近的观光客餐馆吃了不甚美味的意大利千层面，喝了四杯糟糕透顶的基安蒂葡萄酒。她付账后离开，接着在西班牙广场和两名友人分开，并答应两人，一个小时后在纳佛那广场会合，结果她再也没有出现。我们确认以上均为事实。其余的一切仍神秘难解。”他透过厚重的镜片看向斯卡佩塔，接着转身向身后的几排人说，“这是因为我们这位来自美国、备受尊崇的同侪现在说，她不认为德鲁的死亡时间是在用餐后没多久，甚或在用餐当天。”

    “我一直都这么说。我再次解释一下原因，因为你们似乎糊涂了。”斯卡佩塔说。

    “我们必须赶进度。”本顿说。

    但他们无法继续。意大利人非常敬重波玛队长，他又是知名人士，可以为所欲为。尽管他是法医而不是侦探，但平面媒体仍然称他为罗马的福尔摩斯。每个人——包括坐在后面角落、听得比说得多的意大利国家宪兵队总指挥——似乎都忘记了他的身份。

    “在正常的情况下，”斯卡佩塔说，“德鲁的食物可能在用餐几个小时后才完全消化，而到那时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当然也不会高到毒物测试结果中的零点二。所以，是的，波玛队长，她的胃部残留物和毒物检测的确表明，她在午餐后没多久就死亡了。但她的尸斑和尸僵却显示——容我加上‘相当明确地显示’——她可能是在吃过午餐十二到十五个小时后才死亡的，这些死后的现象才是我们最该注意的部分。”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老话题，尸斑。”波玛叹口气，“我实在不明白这个词儿。既然我对你所谓的死后现象有这么多不解，就请再解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