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之内就会发到卡利苹果手机上的电子邮件中：

    附件是一位证人刚在电话中告诉我的内容。像往常一样：不能公开他的身份，我们必须保护我的资料来源。这份文件可以作为你今晚上新闻网提问的证据。

    他点击了发送。

    “克里斯宾播报”节目现场给人的印象就像个大黑洞。黑色的隔音砖，黑色的地板上摆放着一张黑色桌子和几张黑色椅子，天花板上是一排黑色的灯光。斯卡佩塔认为这种设置的目的是要给人留下新闻的严肃性和可信性的印象，这是CNN的风格，而这种印象恰好是卡利克里斯宾不能提供的。

    “DNA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万能秘方。”斯卡佩塔在现场直播中说，“有时候它甚至和案件不相关。”

    “你这么说让我很吃惊。”卡利穿着鲜艳的粉红色套装，和她铜色的头发冲突得厉害。而她今晚也异乎寻常地活跃，“法医界最让人信任的法医居然会质疑DNA检验的价值。”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卡利。我说的是我二十年来一直重申的同一个观点：DNA不是唯一证据，不能代替全面调查。”

    “观众们，你们都听到了！”卡利的脸因注射了肉毒杆菌毒素而变得更丰满，也更僵硬，她凝视着摄像头，“DNA不相关。”

    “我再重复一遍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斯卡佩塔医生，现在，让我们说实话吧。DNA是相关的。实际上，DNA也许是汉娜·斯塔尔案件中最相关的证据。”

    “卡利……”

    “我不会就此事征求你的看法。”卡利举起手打断了她的话，尝试新的策略，“我只是引用汉娜·斯塔尔的案件作为一个例子。DNA能证明她已经死了。”

    演播室监视器上出现的是好几周以来新闻报纸上铺天盖地刊登的同一张汉娜·斯塔尔的照片。光着脚，美丽，穿着袒胸的白色背心裙，站在沙滩边的人行道上，惆怅地面对着棕榈树和斑驳的蓝色大海微笑。

    “这是刑事司法部门大部分人的看法。”克里斯宾继续道，“就算你不打算当众承认，不承认事实。”她的声音开始变得有责备的意味，“你是在放任人们作出危险的决定。如果她死了，我们难道不应该知道吗？难道她的丈夫波比·富勒不应该知道吗？难道不应该开始正式谋杀调查，签发逮捕令吗？”

    在演播室监视器上出现了另一张刊登了好几周的照片：波比·富勒和他露出雪白牙齿的灿烂微笑，他穿着网球服，坐在他价值四十万美元的红色保时捷的驾驶座上。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斯卡佩塔医生？”卡利说，“理论上讲，DNA难道不足以证明一个人已经身亡吗？如果你在某地获取了一个人的头发，从头发上提取了DNA，比如说在一辆车上。”

    “DNA不可能证明一个人的生死。”斯卡佩塔说，“DNA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

    “DNA当然能告诉我们，比方说，在车里发现的头发是汉娜的。”

    “我不打算评论。”

    “而且，如果她的头发显示出分解的迹象。”

    “我不能讨论这件案子。”

    “是不能还是不愿意？”卡利说，“你有什么不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也许是不方便告诉我们你这样的专家认为汉娜斯塔尔真正发生了什么，而实际上你的判断也许是错误的。”

    演播室监视器上开始循环播放另一张照片：汉娜穿着意大利米兰的杜嘉班纳套装，金色长发向后挽起，戴着眼镜，坐在高级办公室的一张比德迈式的办公桌后，办公室俯瞰着哈德逊河。

    “她的不幸失踪也许完全和大家，包括你，想象的不一样。”被卡利当作事实陈述的问题带上了F.李·贝利盘问的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