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临时照顾、帮扶，鲜少能谈及刑事案件，如果案子轰动一时则更要守口如瓶。他用一九八五年弗吉尼亚匡提科FBI学院发生的一个故事来阐述，一位名叫普鲁伊特的助理署长告诉艾杰说聋子是不可能进入高度警戒监狱进行面审的。

    使用助听器和会读唇语的法医心理学家存在潜在危险，坦白说，警局不会使用也许会曲解罪犯言语或要罪犯不停重复自己的人。如果他们误解了艾杰对他们说的话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误解了他的行为、一个手势、他跷起二郎腿的姿势或侧头的样子该怎么办？如果某个刚肢解了一个女人、刺伤了她眼睛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喜欢艾杰盯着他的嘴唇看呢？

    也就是在那时，艾杰明白了自己在FBI中的地位，而且永远不会改变。一个有缺陷的人，一个不完美的人，一个不够威严的人。这无关他评估连环杀手和暗杀者的能力。这关乎的是外貌，关乎他代表强大警局的形象。他令警局蒙羞。艾杰说他当然明白普鲁伊特的立场，愿意任FBI差遣。要么按照他们的方式行事要么就滚蛋，自从艾杰还是个喜欢玩警察和强盗、军队和阿尔·卡彭、扳动他几乎听不见声音的玩具手枪的脆弱小男孩起，就一直渴望接近FBI的枪支弹药。

    他被告知警局只能在内部用他。处理严重事故、进行压力调节、参加秘密护卫队，基本就是为执法人员提供心理服务，重点是那些进行过深度卧底后重见天日的特工，其中包括重案组特工、侧写师。因为行为科学小组在训练和发展方面还相对稚嫩，警局就应更加关注特工一般会暴露在什么情况下，以及这是否妨碍情报收集和操作的有效性。在这场类似单方对话中谈到这点时，艾杰问普鲁伊特FBI是否慎重考虑过要自己来核定犯人的纸质资料，因为艾杰可以帮忙做这个。如果他能接近一手资料，比如面审文字记录、评估报告、现场和解剖照片以及完整的案件档案，那他就能吸收这些资料的信息，加以分析，创造出一个意义非凡的数据库，把自己变成名副其实的数据资源。

    这虽不能等同于和凶手坐下来谈，但这比充当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要好，他只是充当一个支持系统，而真正的工作，令人满意的工作都获得了认可和回报。他沦为了次等人，沦落到和那些几乎没有受过训练、智商或洞察力不及他的人为伍。像本顿·韦斯利这样的次等人。

    “当然了，如果有了人工智能，有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你就不需要人工数据分析了。”在鲁佩·斯塔尔的藏书室看照片时艾杰告诉卡利，“到了九十年代初，数据计算和各种分类分析已经能够自动运行，我所有的努力都被输入了露西时髦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对我来说，继续我正在做的工作就好比在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花机后用手清理棉花。我又回去评估那些特工了——在那群狗日的FBI眼里我就只会干这个。”

    “想象一下美国总统从我的想法中获利时，我是什么感受。”卡利像往常一样谈自己。

    接着，当其他客人在几层楼外开狂欢派对时，他带她参观了这栋别墅。在一间客房里，他把她弄上了床，心里非常清楚真正让她兴奋的并非自己，而是性和暴力、权力和金钱，以及围绕着它们的谈话，本顿、斯卡佩塔、露西以及所有那些在它们的咒语下倒下的人。事后，卡利想到此为止，而艾杰却想要更多，想要和她在一起，想要余生和她当神仙眷属，等到她最终告诉他不要再给她发邮件、留言时为时已晚，伤害已经造成。他一直不确定是谁听到了他的谈话，或自己的声音有多大，所有一切顷刻发生，他正在给卡利的电话语音留言，而他的妻子恰巧就在他紧闭的办公室门后，手里拿着一块三明治和一杯茶准备进来。

    他们的婚姻迅速瓦解，而他和卡利则依然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远距离接触。大部分是随着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