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总统权力相制衡的责任内阁制，而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于议会政治，议会政治的重心则在于政党制衡。彼时同盟会还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各地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竟多有三百余个，可谓党派林立，力量分散，局面极为混乱。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决定“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吸纳一些其他党派，改组成立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宋教仁不顾一部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以“朝野合作，新旧合作”为号召，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小党派，在北京整合成立了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孙文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孙文声称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遂辞去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

    刚刚成立的国民党，立刻积极投入到第一届国会选举当中。为帮助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宋教仁于十月离京南下，在南方各地发表演讲，抨击时政，宣传政见。他每到一处，均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在南方刮起了一股凌厉的“宋教仁旋风”。国会选举虽然还没开始，但国民党的呼声已经非常之高。

    在国民党有望选举胜利并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文却没有与宋教仁就选举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反而在选举前一个月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此时宋教仁已经抵达上海，寄住在黄兴家中。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文的五权宪法，大讲自己的三权分立宪政设想，然后以激烈的言辞，全盘否定了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责任内阁，才能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

    民国二年三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参议院与众议院皆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四月在北京开幕，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以国民党党首的身份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与此同时，袁世凯亦多次催促宋教仁“赴京会商要政”。宋教仁于是决定出发北上，并选择了三月二十日作为他离开上海的日子。

    在宋教仁临行之前，他接连收到“友人密函”，说他之前在南京之时，已经有人“潜随其后，希图行刺”，劝他暂时不要北上，平时也要多加防范。宋教仁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坊间的谣言，没有放在心上。

    三月二十日晚十点多钟，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火车站，准备乘坐特别快车前往南京，转而北上。

    火车出发是在十一点钟，时间尚早，宋教仁、黄兴等人便在议员接待室里休息。

    宋教仁与众友人议论时政，聊谈甚欢，根本没注意到此时的接待室外，有人正频频向内窥探。

    十点四十分，离发车时间只剩下二十分钟了，检票处开始检票。

    宋教仁等人离开接待室，有说有笑地来到检票处，排队等待检票。

    就在这时，几步开外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

    黄兴、廖仲恺等人急忙惊惶四顾，却见宋教仁靠在旁边的铁椅上，用手捂住腹部，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

    黄兴等人还没回过神来，又听见了两声枪响，幸而无人被击中，其中一颗子弹，堪堪贴着黄兴的身边掠过。

    黄兴急忙向枪响处望去，只见一个身形甚短、身穿黑色常服的人，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跃过车站铁栏，向东面逃窜，顷刻间没了身影。

    宋教仁被子弹击中了腹部，那是要害部位，脸色刹那间一片苍白。

    于右任急忙冲出车站，找来一辆汽车，将宋教仁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但由于是深夜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