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三五年，那时他骗法伊娜偷了婴儿标本出来取了脑细胞。第二次则是在一九三九年，在法伊娜准备将婴儿标本混入“铁肺”中送去西班牙的前夕。法伊娜口中一九六四年与帕特的最后一次会面没有在记忆中出现过。如果叶广庭分析的不错的话，那么帕特那次跟踪法伊娜仍是为了婴儿标本。一个生物学家取来一个死孩子的脑细胞能做什么呢？是要读取孩子死前的记忆？然而一具才出生了几天便死去了的婴儿能有什么记忆呢？

    克隆。江夏想到了克隆。

    标本的机体乃至细胞自然是死的，然而决定整个人所有特征的基因或者DNA却没那么容易丧失活性。不是说，理论上从恐龙的化石里面都可以提取DNA来复制恐龙吗？那么帕特提取婴儿标本DNA的目的极有可能是要复制那个孩子。然而这个二十一世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帕特这个糟老头子攻克了呢？

    而且，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那么这个婴儿能有恐龙那样的价值吗？当然对于父母来说，自己孩子的价值远比什么鸟恐龙大得多。如果说婴儿标本便是帕特的儿子，他因丧子之痛而要通过克隆技术来复制一个儿子倒也情有可原。只是按照标本瓶上注明的日期1889年5月26日来算，帕特是婴儿标本的孩子倒还差不多……

    帕特心疼得难以自拔，哭泣都变得长长短短失去规则。江夏说不清他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只感觉那是一股积累了很久的抑郁和悔恨在一刹那间爆发得淋漓透彻。从他颤抖的、攥着纳粹党徽的手上，江夏总觉得帕特的悲伤和这两个孩子都与那个邪恶的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帕特的心情趋于平静。他四下里找了找，犹疑地拿起咖啡桌上的玩具狗重又返回楼上双胞胎的房间。

    小孩子早已停止哭闹去做别的了。刚才幸灾乐祸的那个仍喜滋滋地掰扯着自己的脚趾。

    这倒是个讨喜的小家伙儿。江夏想。

    见帕特进来，小哥儿俩都停止了手中的活计。拿纳粹党徽当玩意儿吃的那个眼睛里更是充满了惊恐。

    帕特停顿了片刻，长叹口气，蹲在小孩子面前。小东西嘴角一抽一抽似又要哭开来。帕特递上玩具狗生硬地晃了晃，释放出善意。江夏的目光不住地在两个小孩的脸上打转，他突然觉得这两个小孩的眉眼、眼神，像极了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在头脑中的某一个区域，江夏似乎明白了帕特的意图，但是无论他如何努力，却始终抓不住那似有似无的线索。

    “对不起，”帕特说，“不是你们的错。要怪就怪我始终不是她的对手……”

    江夏清楚地知道这个“她”指的是谁。

    “第一次是在二十二年前，她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却拿了一个假的婴儿标本来让我取了脑细胞。”帕特明知道两个未满一岁的小孩子根本听不懂什么，仍一味自顾自说着。想是这些话被压抑了太久，不吐露出来实在要憋闷坏了。

    “我不是没起过疑心，但她毕竟那么小，她毕竟爱我爱得那么真切。再者说，她有什么理由骗我呢？诞生在‘第三台’的阿代尔就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就在儿童医院……她为什么不给我？”

    “第三台”？

    江夏心中一凛，“第三台”不是法伊娜的爷爷坎丁顿医生开的外科诊所吗？在出事关闭后，很多东西都被收编入波士顿儿童医院。那所谓的“阿代尔”，怕就是帕特苦苦寻找了几十年却始终无法得手的婴儿标本吧。看来帕特直到今天也未能了解坎丁顿与法伊娜的爷孙关系。

    “拿到标本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都在暗中关注她的一举一动，我一定要确定那标本是阿代尔本人的。直到后来，我竟然发现她准备往西班牙偷运一具婴儿标本。在那一刻，我几乎疯掉了！无论她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