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山道弘为中心的青少年底层贩毒组织手里的‘冰棍’，都是由一个叫筈野浩的人提供的，他算是中山的初中学长。

    中山供述称，筈野今年十九岁，在一家销售二手进口车的公司工作。他有移动电话，平时穿西装，开的是奔驰，不知是公司配的还是他自己买的。

    他晚上常去涩谷或六本木喝酒作乐，不光去迪厅，还会去有女公关的高级俱乐部。

    年长两岁的筈野，是中山崇拜的对象。

    筈野若是暴力团成员，倒也能以贩卖‘冰棍’的罪名一网打尽，可从中山的供述来看，筈野是组员的可能性很低。

    为什么？首先是筈野的年龄。照理说十九岁的暴力团成员，应该还是个见习的“研修生”，组织又岂会借奔驰给他，或是让他出入高级俱乐部？如果他真和暴力团有关，那就只可能是干部的血肉至亲，而且那干部必须是组长级别的。

    筈野给中山等人的价钱是一百颗三万。三个多月前，筈野主动找上中山，做起了“冰棍”生意。这三个月里卖出的“冰棍”足有五千颗，光是鲛岛亲眼所见的交易现场，就有每个月十次之多。三个月就是三十次，这就意味着一天至少能卖出一百五十颗。

    筈野若是暴力团干部的亲戚，那他手里的毒品也太多了，一个人根本消费不了，这绝不可能是组织给的。不会有暴力团放任组长的儿子贩毒，无论是哪个暴力团，都会明令禁止组员涉足毒品生意。

    如果以“组”为单位搞毒品生意，一旦东窗事发，组长以下的众多干部便会锒铛入狱，组会溃不成军。

    高层要求组员上缴的不过是“孝敬钱”。

    要筹措“孝敬钱”，组员只能动毒品的脑筋。不过，干部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搞毒品生意的组员被捕，组长也会矢口否认，坚称：“我们组明令禁止组员搞毒品生意。”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干部也会涉足其中，每个干部手下有十多个组员，形成一个个小组，争相贩毒，并把利润的一半上缴给组长。不过，组长绝不会来到毒品交易现场，也不会把货放在事务所及其他与组有关系的地方。

    所以筈野浩若真是暴力团干部的亲戚，不涉足毒品生意才更合情合理。用来销售的大量“冰棍”，不可能是亲戚所在的暴力团提供的。

    这也就意味着筈野不过是个普通的小毒贩。

    要进入调查的下一阶段，必须先抓住筈野，再从他口中问出“冰棍”的供给源。

    全国各地的检察厅都有专门处理毒品案件的检察官。要抓与毒品有关的犯人，不仅要申请逮捕令，同时还要申请搜查令，这需要有关部门极高的办事效率。这群检察官也被称为“兴奋剂组”，他们并不希望抓到的全是瘾君子，大多数人更有激情去逮捕毒贩。

    中山道弘被捕三天后，鲛岛领到了笞野浩的逮捕令与搜查令。

    筈野浩家住涩谷区初台的公寓，步行去京王线的初台站不过十分钟，是专门用来出租的公寓楼。

    照理说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不会只有一位警官出马——难保罪犯不会反抗、逃跑，更何况涉及毒品，还要防止犯人毁灭证据。

    可鲛岛几乎趟趟单枪匹马。他偶尔会请求援助，但前来支援的只会是制服警官，而不是他的同事们——新宿署防犯课的刑警。鲛岛的级别是警部，算是其他刑警的“上级”，可鲛岛从不命令他们支援。警察组织与军队不无相似，命令高于一切，无法回避，与个人的意志无关。

    没有比在这种状态下奔赴现场更危险的了。

    因为他们很容易遭到疑犯的抵抗、负伤，甚至错手放走嫌犯。

    鲛岛最害怕的便是这种情况。无论是负伤还是失误，都会在那位警官的履历上留下污点。他们本就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