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的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我哥是自己想不开，跟她没什么关系。”

    “跟她没关系？”是杨建梅的声音，语气很尖刻，“你哥为什么想不开？还不都是被她刺激的！”

    “得了杨姐，我哥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男人好像对杨建梅的话很是不屑，“他写不出东西，成天跟自己生闷气，都得抑郁症了。用不着别人刺激，早晚得出事。陈雪芳是有点过分，但是也不能全都赖她。”

    “我看她不顺眼行了吧！”杨建梅不耐烦地说，“快走吧，一大群人等着呢。”

    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岔路口人影一晃，杨建梅和一个穿着黑色运动外套，大约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拐了出来。那个小伙子个头很高，精瘦精瘦的，与矮胖的杨建梅形成强烈的反差。

    杨建梅看见我，愣了一下：“黎小姐……”

    “手机落在车上了，我去拿手机。”我不等她说话，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了另一条胡同。不用说，那小伙子就是金雨的表弟刘洋。

    回到停车场，在驾驶座上找到了手机，不过我并没有着急赶回“瓦尔登湖畔”。说实在的，即使没有把手机落在车上，我也会找个借口跑出来。我不喜欢这种和追悼会差不多的活动，气氛太压抑，万一人家让我发表一点感慨，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风渐渐停了，远处冰面上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部分都是趁着放寒假跑出来玩儿的孩子。我坐在车里吹着暖风，打开收音机。电台里播放的那些歌曲还有歌手的名字听起来都很陌生，不知道是我老了，还是文艺圈的人才更替实在太快。

    磨蹭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才慢悠悠地走回酒吧。悼念仪式已经结束了，有些人已经离开，酒吧里比刚才安静了不少。秦思伟看见我进门，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你跑哪儿去了？”他给我拉过一把椅子。

    “想抄近路，结果迷路了。”我说，“这附近岔路太多，转来转去就找不到北了。”

    “我来的时候也在胡同里迷路了。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是想抄近路，结果转了几个弯就晕了。”坐在旁边的刘洋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还碰巧遇到你了啊。”

    “哦，我又穿了两条胡同，就迷路了。”我搪塞道。

    李贺捏着一听可乐走了过来：“黎小姐，怎么去了这么久？秦警官可急坏了。”

    “跟我刚才一样，找不到路了。”刘洋替我解释道，“这里的小胡同跟蜘蛛网似的，一不留神就不知道拐到哪儿去了。”

    坐在我对面的杨建梅没有吱声，只是用不太信任的目光打量着我。我在桌子底下踢了踢秦思伟的脚踝，示意他是不是该撤退了。秦思伟会意地朝我一笑，又闲扯了几句天气冷暖家长里短，我们便起身告辞，离开了“瓦尔登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