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年记录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公私生活，有些人恭维我的这些尝试，甚至以学者的研究方法探究至今；而他们已经论证过，我在精确编年史的方面屡有闪失。有人好意找借口替我开脱，说是因为笔迹潦草或者文学经纪人的粗心大意，这些用心我虽然感激，却必须先承认，我的错误不管多惊人，全都是故意的。这当中一方面是来自福尔摩斯的坚持，一方面是我自己天生的谨慎，常常让我无法做到对传记作者来说十分宝贵的精确度。有时我为了掩饰大案而被迫改变琐碎小案的日期，或是更动人名与情境细节，但是我仍尽力保持事件的核心真相，要是少了这一点，写什么都成了无的放矢。然而在这一桩案件中，任何含糊其辞的做法都会显得荒谬，因为知道这些事实的不只有伦敦人，而是全世界都关注。所以我应该根据福尔摩斯跟我的遭遇，写下全盘真相，绝不省略与此案有关的任何细节，毕竟在我跟我这位杰出友人受邀破解的所有案件之中，以这一连串的罪行最令人痛心。

    事实证明一八八八年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相当重要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他为欧洲某皇室提供了宝贵的服务，同时继续先发制人，遏阻了詹姆斯·莫里亚提教授的行动。就我的朋友所知，这位教授对伦敦黑社会的控制力变得愈来愈明显了。当年有几件备受瞩目的调查行动，让大众见识到福尔摩斯卓越的能力，其中包括故障油灯引起的骇人事件，还有维多莉亚·门多萨太太的顶针神秘失踪及其后果。吾友的聪明才智一度在晦涩的专业研究中枯萎，但在那一年却发光发热，带来相当令人满意的好名声。

    尽管随着福尔摩斯无所不知的美名水涨船高，日子也跟着忙碌起来，但是在八月初，银行休假日的次日傍晚，我们还是闲闲没事家中坐。福尔摩斯正在分析一种美洲蛇毒的化学成分，最近证实了这种毒几乎是无迹无痕的；而我则埋头细读当天的报纸。让我高兴的是，向来最难以捉摸的伦敦阳光，正在建筑物上空发光发热，窗边还有一阵生气蓬勃的微风飘送——我打开其中一扇窗当成安全措施，以免福尔摩斯的化学实验出什么差错。就在这时，最新出刊的《星报》里有则新闻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实在难以理解，”我自言自语地说，“是什么会使一个杀人犯这样彻底地亵渎人体。”

    福尔摩斯完全没抬头，就评论道；“也可以这么论证，对人体最极端的亵渎行为，就是终结它在尘世的用途；也就是说，所有杀人犯都分担了这个特定罪状。”

    “但这真是相当过火。报上说白教堂区发现某个身分尚未查明的可怜女人，她被乱刀刺死。”

    “很可悲，但这称不上是离奇事件。我猜她在那一区工作，以便换取饮食和每天的栖身之地。这种可怜的失足妇女，特别容易刺激与她们结交的男性犯下冲动的罪。”

    “福尔摩斯，她被刺了二十刀啊。”

    “然而按照你无懈可击的医学评估，一刀就够了。”

    “唔，是的，”我的声音颤抖着。“显然这恶棍在她丧命之后，还继续砍杀她好一阵子，或者至少血迹模式表明如此。”

    侦探微微一笑。“我亲爱的华生，你真是最有同情心的绅士。虽然你可能会原谅在绝望或复仇煎熬中犯下的冲动罪行；我知道你这么做过。但是对于这样病态的残虐行为，你却看不出任何可取之处。”

    “你可以这么说。”

    “坦白说，我也无法想像自己愤怒到全无理智，连续痛击我的受害者。”他这么承认。“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吗？”

    “警方还一无所知。”

    福尔摩斯叹了口气，把他的科学研究材料推到一旁。“我的大善人啊，要是你我有这种能耐让整个伦敦安全就好了，但现在就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沉思，别去想我们的市民同胞能堕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