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显，我们需要一位专家来协助分析这些犯罪。我知道您在犯罪关联分析方面很有经验，我认为您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知道您愿不愿意帮助我们解决这些案件。

    如果您愿意，我保证您会得到合理的报酬。

    菲奥娜抱起胳膊，盯着屏幕。她知道，在这谨慎请求的背后躺着的是两具被摧残的尸体，死前还有可能遭到过虐待。在袭击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着性侵犯。她对此有几分确信，因为警方有能力在没有专家协助的情况下应付常规的案件。而能提供这样协助的人包括她在内也只有十几个。当刚刚认识菲奥娜的人知道她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时，他们通常都颤抖着问她怎么会参与调查如此骇人的案件。

    她最标准的反应是耸耸肩说：“既然总得有人来做这件事，不如就让我这个知道该怎么做的人来做。没有人可以让死人复活，但却能够阻止更多死者的出现。”

    她知道这是圆滑的回答，经过了深思熟虑以防止进一步的发问。真相是，在与警方各种的合作中要面对的暴力犯罪使她感到更多的是厌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激起了她内心深处的记忆，而且还因为她了解他人在肉体上遭受的伤害和精神上承受的痛苦——那些她本不愿了解但却了解的事。因为与被害者的直接接触总是让她备受折磨，她只有在确信已经从上一个案件中完全恢复过来之后才会接下一个案子。

    自菲奥娜上次调查连环谋杀案结束已经过了四个月。那次案件中，默西塞德郡的一名男子在一年半内连续杀死了四名妓女。多亏了菲奥娜和她的一个研究生所做的数据分析，警方终于把嫌犯数量减少到可以使用法医鉴定筛选的程度。现在他们已经把人拘押了起来，并准备起诉他犯下的四起谋杀。而且有了DNA比对结果，他们非常有信心说服法官判他有罪。

    现在，她只是作为顾问在和瑞士警方合作，长期研究累犯入室抢劫犯。是时候干点脏活了，她想道。她按下“回复”键。

    感谢您的邀请。我非常乐意接受您的请求。

    不过，我需要更多邮件中没有提到的细节才能判断我是否能帮助您。可以的话，我想要一份两起谋杀的案情概述、一份病理学报告摘要，以及所有目击者的陈述。我可以阅读西班牙语文件，您不需要翻译。当然，您发给我的任何文件都会完全保密。

    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您将这些文件传真到我家。

    菲奥娜输入了她家的传真号码和电话，然后发送邮件。最好的状况是，她可以防止谋杀案的再次出现，并且在此过程中得到一些对研究有价值的资料；最坏的状况是，她可以为远离汉普斯特荒野案的余波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有人——或者说是一些西班牙人花高价让“心直口快的菲奥娜”远离头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