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那么邪门儿？！”吴老大一脸不屑，“要是我说两句就能有命案，那我才真是大神级的人物呢。”

    “哎，你还别说，老大。”林涛严肃地说，“这事儿可就是这么邪门儿，比如我们的秦大科长，每次一说闲啊、轻松啊、无聊啊，必有命案。这就叫作乌鸦嘴。”

    “哦？”吴老大笑得前仰后合，“那我倒要看看我是不是乌鸦嘴：有命案！有命案！”

    “不和你们玩了，你们这是玩火。”我瞪了他们俩一眼，说，“我们五个人昨晚一晚上没睡，破了个案子。现在瞌睡虫来找我们麻烦了，我们要回去睡觉。”

    “哈哈哈哈。如果我也是乌鸦嘴，那你们岂不是又睡不成了？”吴老大还在自娱自乐。

    “丁零丁零……”

    随着我手机铃声的响起，所有人都收起了笑容。

    “不是吧？！”吴老大瞪大了眼睛。

    “还行不？”师父说话总是这么简洁。但是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就知道我再次中了乌鸦嘴的招儿。

    “呃……行。”我迟疑了一下，说。

    即使警力严重不足，省厅法医科、痕迹检验科也会勉强凑出两套人马，防止同时发案时应付不过来。如果我回家睡觉的话，另一组肖法医和方法医也可以立即赶赴现场。但在接到电话后的短暂的三秒钟里，我的脑海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破案的诱惑还是压过了睡觉的诱惑，于是一口应承了下来。

    师父说：“程城市发生一起枪案，你们现在出发，两小时内赶到现场。”

    “枪案？”我说，“人死了没有？”

    “废话。”师父挂断了电话。

    虽然被师父挂了电话，但是我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说的是废话。人体本身就很奇怪。有时候，看起来很轻的伤会要了小命；看起来很重的伤，反而还能活下来。我在老家实习的时候，就碰见过一个这样的案例。

    那天我正在法医门诊当班，当时父亲身为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检察院正在办一个案子，枪伤，他已经联系好了，让我跟着去学习学习。

    我接完电话后蹦起老高，枪伤可真不多见，就连我们大学的法医老师也见得很少。当然，这得益于我国对枪支的有力管控。我当时想都没想就打了个车赶往市人民医院。当时打车的起步价是三块，法医门诊和医院的距离也就在起步价之内。下车的时候，我潇洒地掏出了一张五元的纸币给司机师傅，又潇洒地说了一句：“拿着，不用找了，别客气。”

    原本以为检察院的法医同志会直接带我赶赴太平间，没想到他们却带我走进了病房。

    病房的走廊里靠着一个人，头上缠着绷带，咋咋呼呼地对医生说：“我告诉你啊，老子是被枪打的，你们不帮老子把子弹从老子的脑子里取出来，老子跟你们急！”

    这句话乍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令，我仔细回味过来后，心情很复杂。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那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惊呆了！

    看过X片后，才知道这个人是被跳弹击伤的。因为子弹打在石头上，失去了旋转力，所以就失去了“弹后空腔效应”，这样的子弹的杀伤力已降低数百倍。跳弹从石头上弹起后，正好击中了这个人的脑袋。虽然子弹打破了他的头皮和颅骨，进入颅腔，但此时的子弹已如强弩之末，毫无杀伤力可言了。没了力气的子弹钻进他的脑袋后，在大脑实质内停下，没有伤到中枢，也没有打破大血管。所以，这个中弹的人并没有发生脑出血，也没有出现任何神经系统的症状体征，因此，他还可以在这里咋呼。

    作为法医，对于这样的枪伤，没有什么好检验的，根据当时的伤情鉴定标准，依据开放性颅脑损伤的事实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