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儿子被杀死在她自家的窗户底下。如同赤贫的家庭突然有富人来访，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德克斯特带来了一束鲜花。她上次收到鲜花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宾馆服务员安娜姑娘把那些花分插在这个小小的破败房间里的三个地方。

    “我要对发生在斯兰奇科身上的事件写一篇报道。我知道这样做无法使他起死回生，但我也许能够揭露那个害死他的坏人。你愿意帮助我吗？”

    她耸耸肩。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我从来不过问他的工作。”

    “他死去的那个晚上……他身上是不是带着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尸身被搜查过了。他们拿走了一切东西。”

    “他们搜查了尸体？就在街上？”

    “是的。”

    “他有什么文件吗？他是不是留下过什么笔记？在这套公寓里？”

    “是的，他有过一堆纸片。还有他的打字机和钢笔。但我从来没去看过它们。”

    “我能看看吗？”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被他们拿走了。全部拿走了。甚至连打字机的色带也被拿走了。”

    “警察？”

    “不，是那些人。”

    “什么人？”

    “他们回来过。车祸两个晚上之后。他们逼我坐在一边的角落里，到处搜了一遍。拿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他曾经为科贝奇先生工作的东西一件也没有留下来？”

    “只有一张照片。我当时忘了那张照片。”

    “请给我说说那张照片。”

    经安娜翻译后，那张照片的来历和事情经过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了。在他死去之前三天，斯兰奇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去参加了一个新年酒会，但红葡萄酒玷污了他的西装。他的母亲把它放进一只洗衣袋里准备以后去洗。

    在他死后，这事就没有意义了。她也忘了那只洗衣袋，歹徒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问她。当她整理死去的儿子的衣服时，那件沾有葡萄酒污渍的西服倒了出来。她快速地去掏了掏口袋，看看儿子是否忘了钱，但她摸到了一张半硬半软的卡片。那是一张照片。

    “你还保留着吗？我能看看吗？”德克斯特问道。

    她点点头，走向房间角落里的一只针线盒。

    照片里是一个男人，在没有防备时被拍到的，他在最后时刻看到了摄影师。他试图抬起一只手去掩盖自己的脸，但照相机的快门抢在了前面。他被正面拍摄到了，挺着腰杆，穿着一件衬衣和便服外套。

    这张照片是黑白的，没有专业摄影的清晰水平，但经放大和增强之后，是德克斯特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照片。他回想了一下他在纽约发现的、现在放在他的手提箱夹层里的那张少年时期的照片，和在鸡尾酒会上的那张照片。它们全都有点粗糙，但肯定是同一个人。是佐兰·季利奇。

    “彼得罗维奇夫人，我想买下这张照片。”他说。她耸耸肩，用塞－克语说了些什么。

    “她说你可以拿走照片。她对它不感兴趣。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安娜说。

    “最后一个问题。在死去之前，斯兰奇科是不是离开过一阵子？”

    “是的，十二月份。他离开了有一个星期。他不肯说他去了哪里，但他的脸晒黑了。”

    她送他们到了楼梯口，旁边是已经坏了的电梯。安娜先下楼梯。当她走得听不见他们说话时，德克斯特转向这位同样失去了孩子的塞尔维亚母亲，用英语温柔地说话了。

    “夫人，我说的话也许你一个词都听不懂，但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能把这个恶徒抓到美国的监狱里，这部分是为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