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去找将军并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我在您的指挥下战斗，要么我去参加空降兵。”

    从没人给“狂野比尔”多诺万下过最后通牒。他凝视着这个年轻人，也许看到了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他自己的影子。“两个都参加，”他说，“但把顺序倒过来。”

    在多诺万的支持下，一路都是绿灯。彼得·卢卡斯甩掉了他不喜欢的平民衣服，去贝宁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班，出来时就已经是一名空降兵少尉了。

    他错过了诺曼底登陆战，因为那时他还在伞兵学校。毕业后，他回到了多诺万将军身边。“您答应过我。”他说。

    彼得·卢卡斯得到了他的那顶降落伞，在一个清冷的秋夜，他被空投到意大利北部德军战线后方的山区里。在那里，他遇上了意大利游击队员，他们是忠诚的共产党人；还有英国的特种部队，他们似乎非常悠闲，没有什么事可以表现他们的忠诚。

    两星期之后，他获悉这支“悠闲”的小分队也在执行敌后的战斗任务。他加入的杰德伯勒分队里，有一批最勇敢、杀敌最多的战斗英雄。

    他在山区里熬过了一九四四年的严冬，几乎马上就可以毫发未伤地坚持到战争结束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和五个战友遭遇了还在该地区活动的德国党卫军别动队。双方交了火，他的左臂和左肩挨了两颗斯梅塞冲锋枪的子弹。

    他们在荒郊野岭上，没有止痛的吗啡，忍着剧痛经过一个星期的行军之后，才找到一支英国的前线部队。在现场做了手术，打上一针吗啡，又迷迷糊糊地被送上一架解放者飞机后，他被转移到伦敦一家设备完善的医院里重新接受治疗。

    恢复体力后，他被送进苏塞克斯海岸边的一座疗养院里。在那里，他与一个正在治疗断腿的加拿大飞行员同一个病房。两个病友一起下棋打发时间。

    回家之后，他干得如鱼得水。他进了他父亲在华尔街的公司，最终接手了管理工作，成了一个金融界巨头，并于六十岁时开始从政。二○○一年四月，他的新汉布什尔州议员的任期已经到了第四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他刚刚见证一位共和党总统当选。

    当听到是埃德蒙的电话，他告诉秘书暂时切断所有其他电话，然后他的声音传到了十英里之外的豪华轿车。

    “史蒂夫，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你在哪里？”

    “就在这里，华盛顿。彼得，我要见你。有重要的事。”

    参议员觉察到了他的口气，于是收起了笑容：“好的，朋友。告诉我吧。”

    “中饭时说吧。你能来吗？”

    “我会取消其他活动。到亚当斯饭店，我常坐的那张角落里的餐桌，那里很安静。一点钟。”

    当参议员跨进餐馆的大堂，加拿大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你好像很严肃，史蒂夫。有问题吗？”

    “我刚刚在乔治城参加了一个葬礼。我刚刚埋葬了我唯一的外孙。”

    参议员凝视着他，脸上呈现出分担痛苦的表情：“上帝呀，老朋友，我真遗憾。我简直不敢想象。病死的？还是意外事故死亡？”

    “我们到饭桌上去说吧。有些材料我要让你看一下。”

    就坐之后，加拿大人回答了他朋友的提问：“我外孙是被谋杀的，手段极其残忍。不，不是在这里，也不是现在。是六年前，在波黑。”

    史蒂夫·埃德蒙简要地解释了一下：小伙子的年龄，一九九五年时他想去减轻波斯尼亚人的痛苦，他一路辗转抵达了特拉夫尼克，他同意帮他的翻译去查看家宅。然后，埃德蒙把拉耶克的那份证词递了过去。

    马提尼酒端上来了。参议员点了烟熏三文鱼、黑面包和冰镇默尔索干白葡萄酒。埃德蒙点点头，意思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