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可能性。

    这位聪明的院长猜到，他这位老同学的儿子，是一个内心世界遭受着折磨、不能在外在世界找到安宁的年轻人。他以前见过这种情况。他指出，他不能立即腾出一个工作岗位空缺，但城里人也有来当修道士的，为的是寻找宗教“避难”。

    一九九六年夏天，随着波黑内战的结束，米兰·拉耶克来到斯兰奇村的修道院，种植西红柿和黄瓜，参加反省和祈祷。那个梦消退了。

    一个月后，瓦西里耶院长温和地提议他忏悔。他忏悔了。在耳语般的声调中，在祭坛边的烛光下，在来自拿撒勒的那个人的注视下，他把他经历过的事告诉了院长。

    院长双手合十开始祈祷：为粪池里那个小伙子的灵魂，为他身旁的那个忏悔者。他敦促米兰去向当局告发那些应对此事负责的人。

    但米洛舍维奇仍在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且佐兰·季利奇的威胁依然清晰地在耳边响起。当局会指控季利奇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暴徒威胁过的报复行为，有朝一日得以执行的话，根本不会激起任何涟漪。因此，沉默继续着。

    那种疼痛在二○○○年冬天开始了。米兰注意到身体的每次动作都会加剧痛楚。两个月后，他与父亲商量。父亲认为是某种流行性疾病，但还是安排他去贝尔格莱德总医院化验。

    贝尔格莱德总是声称其医疗水准是欧洲一流的，而贝尔格莱德总医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化验要做三个，分别由肛肠科、泌尿科和肿瘤科的专家进行诊断。负责肿瘤科的那位医学教授，最后把米兰·拉耶克请进了他的套间诊疗室里。

    “你是一位见习修道士？”他问道。

    “是的。”

    “那你信仰上帝？”

    “是的。”

    “有时候我也希望我能去相信，但是我不能。现在到了考验你的虔诚的时候了。不是好消息。”

    “请告诉我。”

    “你得的是直肠癌。”

    “能动手术吗？”

    “恐怕不能。”

    “会好转吗？能化疗吗？”

    “太晚了。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

    这个年轻人凝视着窗外。他已经被判了死刑。

    “我还能活多久，教授？”

    “这个问题总是会被问到，但总是很难回答。如果采取措施，保养得当，严格饮食禁忌，加上一些放疗……一年。可能短点，可能长些。但不会很长。”

    那是二○○一年三月。米兰·拉耶克回到修道院把他的病情告诉了院长。老人为这个年轻人难过得哭了。

    四月一日，贝尔格莱德警方逮捕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佐兰·季利奇已经消失。在儿子的恳求下，一头雾水的老拉耶克去联络了他在警方高层官员中的熟人，得到确认，南斯拉夫最成功、最强大的黑帮头目，已经在一年多以前销声匿迹了，现在应该居住在国外某个地方，具体地点不详。这个残暴的季利奇的影响也已经烟消云散了。

    二○○一年四月二日，米兰·拉耶克在他的纸堆中找出一张旧卡片。他取了一张纸，用英语写了一封信给伦敦。这封信的重点在第一行字。

    “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准备好作证了。”

    三天后，信到了伦敦。二十四小时之内，私家侦探已经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快速通过话，并回到了贝尔格莱德。

    这份陈述是用英语记录下来的，并请了一位注册译员和一位公证员在现场。陈述经由当事人签署后，还由证人作了连署：

    早在一九九五年，年轻的塞族人习惯于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也并不例外。今天我们也许很清楚，在克罗地亚和波黑，以及后来在科索沃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情，但当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