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码之外的转向点，过了那里就进入到村镇南部的切斯皮克路。那就是他居住的地方，那个转角标志着他自我受难历程的结束。他放慢脚步，停下来，垂下头，靠在一棵树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两小时三十六分钟。比他的最佳成绩差了一大截。方圆一百英里内，可能根本没有哪个五十一岁的人能接近他的这个成绩，但关键并不在这里。他当然不会向那些微笑着向他打招呼的邻居们解释：他这么艰苦锻炼的用意，在于以这种痛苦去对抗另一种痛苦，那种时常存在、永远无法消除的痛苦，那种失去孩子、失去爱、失去一切的痛苦。

    跑步者转入他家房子的那条街巷，走完最后的两百码路程。在前方，他看到送报的小伙子把一大扎报刊放到了他家门廊里。小伙子在骑车经过时朝他挥挥手，加尔文·德克斯特也挥手示意。

    稍后他会骑上轻便摩托车，去把他的皮卡取回来。在把摩托装上车厢后，他会驾车回家，并把路边的自行车也带回来。但首先他需要冲一个淋浴，吃一些高能量的食品和几个橙子。

    在门廊的台阶边，他捡起那一扎报刊，打开来审视。如同预期，有一份当地报纸，一份华盛顿报纸，一份来自纽约的厚厚的星期天版《时报》，还有一本专业技术杂志。

    加尔文·德克斯特这位居住在新泽西州彭宁顿村的律师，长着沙色头发、身材瘦长结实、带着友善微笑；他就出生在这个州，但他却并不是生下来就拥有这一切的。

    一九五○年一月，他降生在纽瓦克市的一个爬满了蟑螂和老鼠的贫民窟，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母亲是当地饭馆的服务员。父母亲在社区舞厅里约会时多喝了几杯劣质酒，让事情失去了控制，因而不得不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结了婚。一开始他对此一无所知。小孩们并不了解是谁、用什么方式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往往事后才发现自己的身世，有时候要通过艰难的方式。

    在德克斯特看来，父亲不是一个坏人。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自愿要求参军上前线，但作为一名熟练的建筑工人，人们认为他留在家乡能有更大的用武之地。战时的美国，新泽西地区新建了成千上万的工厂、船坞和政府机构。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该用拳头的时候毫不犹豫，这是许多蓝领工作中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则。但他努力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把他的工资袋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尽力教养他的蹒跚学步的儿子去热爱祖国、热爱宪法和热爱乔·迪马齐奥。

    但后来，朝鲜战争之后，工作机会减少了。工业不景气，工会处在黑手党的控制之下。

    加尔文五岁时，母亲离开了他们。他太小了，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他丝毫不懂，父母亲之间是没有爱情的结合，年纪小小的他还以为大声叫喊、争吵就是常态。他也不知道，当时有位经常出差的推销员曾经答应他母亲，会为她带来明亮的灯光和漂亮的衣服。大人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妈妈“走了”。

    现在他父亲每天晚上回家照顾他，闷闷不乐地盯着肮脏的电视机屏幕，而不是下班后在外面喝上几杯啤酒。他十几岁时才知道，母亲在被那个推销员抛弃后曾试图回来，但被愤怒而痛苦的父亲断然拒绝。

    他七岁那年，父亲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可以有固定住处、又可以随时到远方找工作的解决方案。他们搬出纽瓦克的那座没有电梯的合租公寓，买了一辆二手房车。这成了他长达十年的家。

    父子俩随着一份份工作一次次搬家，但一直住在那个房车里，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也换了一个又一个学校。那个时代，是加尔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披头士乐队的时代。那是肯尼迪时代、冷战时代和越战时代。

    工作找到了，然后又结束了。他们在北部城市东奥兰治、尤尼恩和伊丽莎白之间搬来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