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陷入恐怖的梦魇。在一次次让他惊醒的噩梦中，那个惨死的妇女总是以一个奄奄一息的痛苦者的形象出现，仿佛在呼唤：“为何不救救我？为何不救救我？”在李西闽讲述这段可怕经历时，我从他毫不夸张的语气中分明可以听出亲眼目睹的死亡带给他的震撼。他血液中的敏感仿佛已经赋予他某种灵异的感应力，即使是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的死亡也会带给他超常的震撼。这种震撼将会长久地沉积在他的内心，直到有一天凝结成为他的某一部小说的创作灵感，让他用文字抒写出来。

    因此，在我看来，他之所以执著地在小说中描写死亡，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更主要的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死亡事件赋予了他太多的非同一般的强烈体验，写作则成了他疏解这种内心体验的最佳通道。

    李西闽从2000年开始恐怖小说写作，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却显示出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强劲势头，《蛊之女》《血钞票》等，几乎是一年一部新作。恐怖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离不开对死亡的描写和渲染。死亡是人类最基本的恐惧，所有恐怖小说都是围绕着死亡的不可知、死亡的迫近、死亡的诡异、死亡的惨象等来制造恐怖氛围的。因此，一旦闯进了恐怖小说领域，李西闽就变得如鱼得水，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可以悠然自如地展示形形色色死亡情景的操练场：隐喻夭折少女的绿蚂蚱浮出了记忆的水面（）；噩梦中漂浮着碎尸的下水道成为精神错乱少年的日常意识，夜夜尖叫不止的象征死神的老鼠窜来窜去（《血钞票》）；故乡传说中的毒虫之王“蛊”在现代都市中重现，带来一连串的诡异死亡（《蛊之女》），等等。但是在他的小说中，诡异、恐怖的死亡意象从来不是超验的、凭空虚构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他的闽西故乡的经验中。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充分挖掘本土化的恐怖元素；但从李西闽个人心理的角度去看，则是一种对记忆充满快感的宣泄。

    三、一个时期的乡村图像

    如果只是从恐怖的角度抒写种种诡异的死亡经验，李西闽可能会使自己的写作永远拘囿于恐怖类型的小说，而无法超越自我。好在他的文学追求是多样化的，他观照死亡的角度也不只是恐怖一种。在他的精神中，比“钻入脑髓里的蚂蚁”、“暗夜中的红毛老鼠”、“毒虫之王——蛊”、“停尸间一闪而过的死者眼睛里的绿光”等象征死亡的恐怖之物更为恐怖的，是赤裸裸的社会现实的冷酷。这一切跟他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历过苦难的乡村生活密切相关；这也致使他的文学写作常常超越恐怖的视角，撇开一切夸张和虚饰，转向对现实生活更为直截了当的严肃抒写。

    这些年，一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导演纷纷在他们的作品中抒写起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比如小说《西北偏北》《扎根》《兄弟》，电影《我的兄弟姐妹》《孔雀》等。那个时期的普通人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友谊、欢乐、荒诞、苦涩，甚至苦难。李西闽的长篇小说正是一部非常典型地反映他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七十年代乡村生活的作品。与众不同的是，他选择的进入那段生活的角度不是一般的或苦难，或荒诞，或温馨的回忆，而是实实在在的死亡。在这部书中，他一口气写了二十多起死亡事件，死亡就像一条崎岖的山路，将那个时期发生在乡村的典型事件联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它是客家人的死亡谱系，或说是一份客家人生命的年表……不仅维系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挂念，而且成为心灵史中最坚硬的部分。”但在我看来，这部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的小说，所展示的不仅是客家人的死亡谱系、生命年表，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展示了一个时期中国乡村民众生生死死的全息图景，那些像梅雨季节连绵的雨水一样既普通又稠密的死亡事件，勾画出一个时期中国乡村的逼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