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阪生活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从小学二年级的春天到四年级的夏天，一共不足三年。

    本来我家住在东京护国寺附近，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搬家了——这样说比较好听，其实是爸爸在事业上出了问题。爸爸经营的家具公司破产后，全家人逃难般离开了东京，投靠住在大阪的亲戚……事实上是这样才对。不过，那时的我毕竟年幼，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们搬到了位于S下町的“文化住宅”里。

    “文化住宅”这个词在东京鲜有耳闻，听起来好像挺高级，说白了其实就是几间连在一起的出租房。通常来说，那是由三四座两层小楼连成的一长串建筑，相邻两户人家的墙壁是共用的。再说得简单些，就好像是把几栋楼硬贴在一起。

    后来我才听说，妈妈其实一直都不习惯住在“文化住宅”。像房价低廉，出了点毛病修补一下，倒还可以忍耐，但墙壁薄得连邻居打个喷嚏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就很招人烦了。而且当时我家隔壁住的是t教的狂热信徒，一天从早到晚都叮哩咚隆地敲鼓摇铃，不停念经，简直叫人忍无可忍。我经常听见那声音，好像两家之间根本没有墙壁一样。

    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地区，一共矗立着六幢这样的“文化住宅”。

    在口袋似的死胡同尽头，几幢房子都大门朝内，排列成门字型。门字型的正中，是一块大约两间教室大小的细长空地。这里是孩子们的游乐园，也是妈妈们的社交场，就像没有屋顶的大厅一样。

    住在这里的人毫不矫揉造作，热情又爽朗，空气中溢满关西下町的味道。因为大家都同样贫穷，自然没必要相互攀比、故作姿态。

    但是父母以前一直住在虽小但毕竟是独门独院的住宅，这种与邻居之间近在咫尺的环境，让他们有些应付不过来了。也许他们觉得这里不过是临时住处，所以没有积极想过要和胡同里的人来往，到头来连一句大阪话都没能学会。附近的邻居对我们倒也亲切，但说不定在心底觉得：东京人真爱装清高！

    不过，对于还是孩子的我来说，在那条胡同中度过的日子，才可算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不论年龄、性别，住在这一带的孩子们，都像是兄弟姐妹一般，一天到晚混在一起。这种如同集体宿舍生活般的快乐，让身为独生子女的我乐不可支。

    要是有人开始扇洋片（东京话称为拍洋画），就算不打招呼也能聚集起一大堆人来。女孩子们跳皮筋儿的时候，男孩子也会混在里面凑热闹。下雨天大伙儿就一窝蜂涌到附近的商店街，在长长的拱形雨棚下跑来跑去。社交场就在家门前，晚饭后也能出去玩。

    这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一起玩耍的小朋友的名字或者模样，我自然不可能全都记得。当时和我最要好的，是一个名叫直幸的同级男生，可惜他的脸长什么样我已记不清了，只模糊记得他长得很像《无厘头三度笠》里那个叫白木实的演员。

    然而，也有些面孔，随着漫长岁月的流逝，反而在脑海中越发鲜明。在胡同最深处，住着一对名叫春智和天浩的朝鲜兄弟。姓氏好像是朴，也可能是白。我至今无从得知，他们究竟属于半岛哪边的国家。

    春智比我大两岁，长得虎背熊腰，十分健壮。头发总是剃成短短的平头，眼睛如同线一般细长。他扇洋片的技术可谓无敌，我曾见过他只用一巴掌就拍翻了四张洋画。他的性格属于直爽型，假如有人污蔑了他的国家或者家人，就算对方比他大，他也会勇猛无畏地冲上去报以一顿胖揍。

    与豪爽的哥哥相比，弟弟天浩则非常瘦弱，个头矮小。虽然他只比我小一岁，但怎么看都像是幼儿园的孩子。他脸色苍白，相比总是晒得黑黝黝的春智，简直像是陪衬在炸过头的猪排边上的卷心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