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同：它的周期性太过明显，耗散得又实在太快。只有一点，最关键的——妥协往往需要一个过得去的借口：这就是那场赌博！噢，请原谅我在这里表达得唠叨，在我的童年时光里，这实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甚至，说它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毫不为过——这次事件的每一组片断：祖父的死、登上火车、在那一站下车、路灯下的赌博……其中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促成了今天的这个“我”。我反复强调那时候的感触，因为此刻的我依旧对另外的可能性感到兴奋莫名：那时候究竟来了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许是严肃的中年人、悠闲的乞丐，要么是年纪相仿的女孩、推着婴儿车的母亲，甚或两个到小城镇里碰运气的诱拐犯……这许多诱人的选择、缤纷多彩的未来，至少——如果我搭上了六小时前的上一趟车的话，就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搭错车的我，却只能迎来一个无聊透顶的结局：

    ——《临棂集》，千禧年的无名诗人

    没有一个人看见我，即使我从九十开始喊叫，也没有谁理会我。我为那决定命运的“九十九”叫破了嗓子，却连肯定有人看守的车站里也没走出一个人来。

    常有人说从未旅行过的音乐家是不幸的，只有眼界开阔方能丰富他们的阅历、掘出天赐的才华；没有旅行过的哲学家却是大幸的，他们的思想不会被世俗所扰，总结出的文字也能够更加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