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农历三月初五，星期二，午后

    吃完午饭，我驾车赶往戒毒所。接待我的是一个长着扑克脸的家伙。我说明来意后，他就让我稍等一会儿。大概十分钟后，扑克脸把一个文件夹放在我的面前。

    这个王虎还真是老实，对自己吸毒的经历供认不讳，唯独在交代买毒品的渠道时含糊不清，只是提到了一个卖香烟的路边小摊，每次买毒品的地点都是那个卖烟的独眼老太婆告诉他的。可自打王虎被送进戒毒所后，这个小摊就突然人间蒸发了。从街头摄像头调出的录像来看，也没有发现什么形迹可疑的人物。

    等我回到了局里，沈阳那边也来了消息。潘若安的父亲叫大野俊彦。因为继父姓潘，所以中文名字就叫潘俊彦，年轻时曾是沈阳化工厂的技术员，并与同厂的女工即潘若安的母亲刘晓敏结婚。因为“文革”席卷全国，不知怎么的，潘俊彦的日本人身份被揪出。他险些被扣上了间谍的帽子。由于在批斗大会上，他“认错”的态度让造反派很满意，红卫兵又确实找不到他通敌的蛛丝马迹，再加上他的老丈人是个造反派的小头目，潘俊彦是日本间谍的问题就不了了之了。虽然保住了脑袋，他仍然遭到了开除党籍和免除车间主任职务的双重政治处罚，并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涯。“文革”后，潘俊彦的党籍被恢复并官复原职，但没多久就因病离世。

    潘若安的其他家属也如他所述。母亲刘晓敏体弱多病，靠退休金和子女从日本汇的汇款生活，日子倒是过得不错。他的二哥和二姐在出国前都是国企的普通员工，后来都举家投奔了日本的亲戚。现在留在国内的大姐原本是军工厂的工人，由于东北的经济从改革开放以后就一落千丈，早已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老大的地位，所以国有企业纷纷倒闭，军工厂更是因和平年代的到来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未能幸免。潘若安的大姐和她服装厂的丈夫都被下岗的大潮冲回了自家的炕头。所幸的是靠堂兄的资助，做了她伯父家族产业旗下的电器公司在沈阳的代理经销商。随着资金的积累，她还开起了“春の樱”日本料理连锁店，靠寿司和清酒这些日本特色的美食打开了市场。现如今她的生意已经打进了京津，并成功地站稳了脚跟。

    相比之下，有关潘若安的堂伯父的资料就很少了，只知道他叫大野策太郎，是日本战后著名的实业家。在激烈如战场的商海里以商业嗅觉敏锐，做事胆大果断著称。

    我实在看不出这一天查到的东西对破案有什么帮助。老梁对我的行动也没加以干涉。反正大家都像无头苍蝇一样胡乱飞。有东西查总比大家坐在一块儿大眼瞪小眼要好得多。

    不管怎么说，罗基在前一天交给我的任务也算都有了结果。我可以顺利交差了。

    值得安慰的是，技术人员最终在全国联网的指纹库里，发现了陈国富的指纹，照片也与酒店服务员的描述相符。

    原来，此人的真实姓名是江一波，绰号“阿毛”，四十岁，江苏扬州人，社会闲散人员。十五岁时因为持刀抢劫被送入了少管所，成年后常年在粤桂滇三省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有多次的盗窃记录，曾因故意伤害罪入狱三年。出狱后在昆明靠打工维持生计，未发现有何异常。再之后就信息全无。

    老梁从局长那里拿到了通缉令，通缉令被张贴到北京的各大宾馆酒店和车站机场，不光如此，通缉令还被发到网上。只要江一波浮出水面，就是插上天使的翅膀也难飞了。

    下午4点整，案情综合分析会在分局的大会议室里准时开始，与会人员包括了我们局长和来自刑侦总队的副队长。会议是由老梁主持。

    首先，局长给我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困难。副总队长也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列出已有的线索，可是，从资料上看，对我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