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听到这一点，”他说，“我朋友的幸福完全仰仗在这桩婚事上了。”

    他看起来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更加深了我的好奇心。因此我说：“我已经就婚姻的合法性说出了个人看法，不过若有人想反悔，要证明婚事又是另一回事。”

    他陡然一震，用质询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自言自语。

    “没错。”

    “且让我问你一些问题。那位女士结婚时是用的本名吗？”

    “是的。”

    “那位男士呢？”

    “是的，先生。”

    “女士有没有收到证书？”

    “有。”

    “上面有牧师与见证人的签名？”

    他点头表示肯定。

    “她有没有留着？”

    “我说不上来，不过我猜她应该留着。”

    “见证人是——”

    “牧师雇用的人——”

    “能找得到吗？”

    “找不到了。”

    “死了还是失踪？”

    “牧师死了，见证人不知去向。”

    “牧师死了？”

    “婚礼后三个月就死了。”

    “婚礼是什么时候举行的？”

    “去年七月。”

    “另一位见证人，就是那位女性友人，她在哪里？”

    “是能找到她，不过她并不可靠。”

    “那位绅士本人没有婚姻的证明吗？”

    克拉弗林先生摇摇头。

    “他连婚礼当天有没有在那个城镇里都没有办法证明。”

    “结婚证书在那个城镇登记了吗？”我问。

    “没有，先生。”

    “为什么没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朋友查过这件事，不过找不到这样的文件。”

    我缓缓向后靠，并且看着他。

    “你的朋友对自己的处境一定很担忧，这点我不怀疑。如果从你的话来推断，这位女士似乎有意否认曾经举行过这样一个仪式。话说回来，如果他愿意诉诸法律行动，法庭大概会判他胜诉，不过我还是不太肯定。到时候他只有宣誓实话实说，但是如果那位女士和他的证词矛盾，陪审团照例会同情女方。”

    克拉弗林先生起身认真地看着我，好一阵子才开口。他说话的语气有点改变，缺乏先前的圆滑。他问我是不是可以将我刚才的看法写在纸上，把我对这场婚姻合法性的见解诉诸文字。他说这份文件会让他的朋友非常满意，让他知道案子已经确确实实呈交给律师评估过，因为他了解律师一定会先彻底查阅法规，将所有事实套用在法规上，然后才仔细推敲得出结论，这样提供法律见解的律师才值得尊重。

    他的要求似乎很合理，所以我毫不迟疑地照办了，随即将看法写下来给他。他拿过来，仔仔细细看过一遍，小心翼翼地将内容抄在记事簿里。然后他转向我，脸上总算露出了至今一直压抑着的强烈情绪。

    “现在，先生，”他起身俯视着我，“我现在只剩下一个要求。我希望你也要记住你给我的建议，如果有一天你牵着漂亮的女士走到神坛前，你要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怎样才能确定自己热情紧握的手属于自由之身？我能否确定她已经另有所属？’就像是这位女士，依我看来，她根据我国的法律确实已经结了婚。”

    “克拉弗林先生！”

    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礼，手向门把手移去。

    “谢谢你接见我，雷蒙德先生，我要告辞了。希望你在我们下次见面之时不需要再看一次那张纸。”说完他一欠身，走出房门。

    这是我经历过的震撼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我全身麻木了好一阵子。我！我！为什么